你在这里

一滴泪(22)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他首先大谈“三面红旗”,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无比正确,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然后,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据新的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义”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的新信息。她远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我不止是眼馋了。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离我不远,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求还是不求,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问题是“活下去还是不活”。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肃反运动中,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尽了身心摧残,以致精神崩溃。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病还没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谢天谢地,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鸡蛋、一块煮羊肉、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接待员出面干涉了:“不许收咸菜。对浮肿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让我很失望。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义”继续实行,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萝卜,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得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成为少数“富有者”中的新贵,受到周围“贫困户”的嫉羡。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春节前夕,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场。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招待所”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由于浮肿,我周身软弱无力,一位新来的队长、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一路上,他很和气地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两天。过春节嘛!”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我本来已很感动,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我更感到惊异。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还没有“进入角色”哩。也许是李队长第二?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我欲哭无泪。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连一滴泪也没有!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当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双人床”,我们俩躺在一起,悄悄地谈了一夜。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在清河的饿以待毙。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轻轻说:“皮包骨,没一点儿肉了。我们得赶快、赶快给你多送东西,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劳动节,宁慧从北京来探监,大腹便便,路上当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别这样,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你们看到我还活着,应当高兴啊。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我们讲了一点家常,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尤其是那些“贫困户”。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来“送牢饭”,路上也要耗时费日。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堆在我枕头后面。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好像一个吝啬鬼花每一分钱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有一天,从地里劳动回来,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丢了几样吃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抓住小偷不会太难,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贫困户”。一转念,我又暗自思量,不管他是谁,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况,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或者更坏的事?再说,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我踌躇起来,我觉得,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我无权拿来做人情。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加了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我心软了。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始终没有入门,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老刘,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那可不成。”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辐。”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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