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17)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罗森克兰玆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父亲、母亲、天使般的情人、一个王国、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动魄惊心,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冠盖满京华”(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有一天,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燕京!咱们的世界太小了!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您教什么?”

“1951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学校,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吗?我的好朋友。”

“对啊。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他也被打成极右,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

患难之交,无话不谈。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流氓”。他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他是会被逼疯的。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从无回音。后来,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锋口磨得亮锃锃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从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随口说:“多可爱的小男孩!你的孙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我的小孙子,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你说?”他的声音是含泪的。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递给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羡慕地说。“你一定想他们。你是右派?”我点了点头。他“唉”了一声。很久以后,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

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二进宫”的小陈。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他请假回家探亲,假满后北上回场,在北京换火车。这时候,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于是,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不料天还没亮,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三十多岁了,还是想不通,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他常来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激动又有点口吃,要求我解释:“你是大学教授。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我求你。”听上去像对我责备,让我感到惭愧。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去爱“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这都不难,但要去爱阳光下的“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

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从来不摆队长架子,跟大伙儿有说有笑,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们没出工,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好大的雪,李队长!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我问他。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干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

“不过这雪够大的,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李队长,”我说。

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我说:“好暖和!”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我们运了,葛队长,”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一趟,”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这是谁的馊主意?”

“李队长的指示。”“他的指示,呃?好嘛,他来啦。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李队长?”

“不错,是我说的,”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葛队长?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李队长。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不是度假的战士。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不是宠坏他们。得啦,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接着,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家都起来,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

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

我们是与世隔绝的。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起初,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在受检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她不用为我操心。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几个月后,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因为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享有公民权。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旧读《人民日报》,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除此之外,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年,农场种植的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都获得大丰收,由于气候好,土壤肥,还有奴隶劳动。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没料到,国庆一过,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人民日报》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

十月底以前,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右派,好几百人,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伙食会好一些、待遇会好一些、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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