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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强的事”

4年前,中国独立电影人范俭前来参加柏林电影节“新生代青年训练营”。4年后,他带着拍摄制作跨度11年的纪录片《吾土》参加了本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展映。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范俭表示,在中国属于70后电影人的时代到来了。

时隔4年再见到范俭,他脸上已经少了4年前的迟疑与谨慎,现在更多展现在他脸上的是自信与自豪。他指导拍摄的纪录片《吾土》闯入了本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是老陈(陈军)一家15年前从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通过承包一片菜地,卖菜谋生。但是,2010 年,随着北京的城市扩张,老陈承包的菜地被村委会卖掉,一家人苦心经营的家园也要面临限期拆除。老陈认为补偿条件太低,再加上家乡的土地已被卖掉,因此他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此后,老陈和妻子李小凤开始用拍摄DV、发微博等各种方式开始同村委会进行艰苦的抗争……

德国之声:4年前你参加“新生代青年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 Campus)的时候曾表示过,希望在参加训练营培训期间找到合适的制片人。当时还将制片人与导演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夫妻”。当时你找到合适的制片人了吗?

范俭:其实导演和制片人就是搭档,和夫妻差不多一样的感觉。(笑)后来我太太做了我的制片人。4年前她也来了,当时她还只是我的女朋友。后来她专门做了纪录片《吾土》的制片人。她为这部片子申请到不少基金的支持,例如圣丹斯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的基金扶持。所以说,4年前不但成功地找到了制片人,还找到了真爱。(笑)。

德国之声:4年前你给这部片子取的名字是《在城市里奔跑》,为什么这部片子最终改名为《吾土》呢?

范俭:我还是想让标题更直接和简洁一些。我最近的几个片子片名都很短,从《活着》到《吾土》,再到《寻爱》。我觉得电影就是应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而且我不喜欢电影里有大量文字性的内容,越简化越好。让影像更多一些。

德国之声:《吾土》这部片子完成之后,你给老陈一家看过吗?

范俭:有。这个片子剪完之后第一个观众是我太太,然后就是老陈一家。

德国之声:老陈一家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吗?

范俭:可能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几天后我去拜访他们一家人,他们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特别惊讶的地方是,为什么我在片子里用了那么多他们自己拍的素材。他们觉得自己拍的就是一些家庭录像,也没想到怎么家庭录像成为一部电影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们看到自己两年前、三年前的样子就惊讶地说:“唉,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是喜欢我这部片子的。

德国之声:老陈知道这部片子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吗?

范俭:知道,我带着这部片子去海外参加电影节之前都会告诉他们一家。我觉得,老陈一家对于这部片子能在海外电影节放映这件事,内心中有一种骄傲。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担心。在中国有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不管是他们(老陈一家),还是我们拍片的人。因为他们毕竟(因为拆迁的问题)遇到过很多冲突,而且为了孩子他们不希望跟政府之间存在直接的矛盾。所以他们既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很多人看到,但同时又担心被政府知道,实际上是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心情。

德国之声:如果你自己给《吾土》这部片子打分,从1到10,你会打几分?

范俭:我会打在6到7之间吧。我觉得这部片子在讲故事的方式还不够好,另外电影的手段还没有很高。很多时候靠对白,我希望未来我的电影更多地能依靠影像本身让观众能有所感受,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对白来推动。我觉得这是电影该做的事。再者在制作层面,例如声音的质量等等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德国之声:你拍摄的不少纪录片选择的题材内容都和民工、农民等社会群体有关。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范俭:我的父母曾经也是农民,也做过农活,这可能是一种关系,(让我更加关注农民群体的生活)。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内心的层面。我也是一种类型的移民。我父亲是重庆人,参军之后到了宁夏留在那里,所以我的家庭是个移民家庭。我在宁夏长大,后来去武汉上学,在山东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又去了北京,一直都是移民的状态。如何找到自己的根,也是我的一个困扰。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对于我来说也没有归属感。即便我现在有北京户口,在北京生活得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所以可能正是这种归属感的缺失,正是建立我和他们(被拍摄者)之间一个关系的桥梁。再有一个原因可能和我以前曾经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有关。作为记者对于社会话题会有一种职业上的热情。

德国之声:你对未来5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范俭:未来5年我想我还是会专注于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而且要出一到两部更高水准的作品,争取达到至少在中国是一流的水平,如果还有可能,争取能做出世界级一流的纪录片电影作品。这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值得一做。因为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强的事情。或者说是,属于我们70后电影人的时代到来了。如今登上柏林电影节的不再是张艺谋,甚至不再是贾樟柯,而是杨超(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或者我这样的70后。我觉得属于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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