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爸爸”掀风波，反应两极？

中国留美饶舌歌手王伊凡在宾州州立大学晚会上唱出“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引起两位华裔教授表达不安。两个月后，王伊凡针对两位教授再推出歌曲“中国爸爸”，辱骂所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人，以及所有向往美国的“狗东西”。这场“中国爸爸”风波，在网上引发大批网友关注和激辩。王伊凡的所谓爱国主义，到底有几分真假？对他的歌词表示不安的华裔教授是不是反应过度？网上评论对这件事的两极反应，又说明了什么？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新先生。

程晓农说，这场“中国爸爸”风波的最大看点是，王伊凡把自己骂了却还不知道。因为他的表演完全模仿美国的嘻哈风格说唱，结果，他在《中国爸爸》那段攻击在美华人的说唱中的不少唱词，什么“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等等，通过嘻哈风格表演出来，恰恰产生了很强的反讽含义。他的上述唱词和四川乡音，如果配上四川金钱板的表演风格，本身很搭调；但用美国式的嘻哈风格来表演，会让人疑惑，他是否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王伊凡不是在表达不同观点，它的唱词在中文语境里带有挑衅和污辱的意味，试图以此获得中国留学生的掌声和哄笑。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华裔教授提醒中国留学生会注意此事，是保护校园里中国留学生正常氛围的举动。言论自由是指观点的自由表达，而不允许对他人的任意污辱或蔑视。在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人们都能清晰地辨明这点；可惜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土地上，很多人把自由歪曲地理解成肆无忌惮了。

程晓农表示，对王伊凡的言辞和情绪宣泄，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是从价值观和行为表达的关系来理解的。我研究过世界各国的价值观调查资料，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在民意调查中，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本国政府和政治批评最尖锐，而专制国家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率可能高达90%，这既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价值观不同有关，也与专制国家民众的趋利避害行为有关，毕竟专制国家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专制国家的宣传往往把爱国和敌视民主国家等同起来，在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阶段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价值观一旦形成，以后的转变就相对缓慢，而专制环境下青少年扭曲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言行，到了国外也未必会完全改变。所谓“落后就会挨打”这句口号，在宣扬爱国主义的同时，其实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强大了我就可以说了算”。在“中国崛起”的宣传和最近几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潜台词，一旦我的实力强大了，我就得在世界上说了算，规则和公平也得由我来判定。中国的年轻一代或今后几代人既然都是在专制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对这种思维多半是接受的。即便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一点恐怕也未必会有多大改变，俄罗斯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留美学生的心态受很多因素影响，家庭背景、专业差别、就业机会、个人的思维开放程度等等，都会起作用。最近几年留美本科生中毕业后回国的比率相当高，回国的现实需要会影响他们在这里的思维和言行。

谢田说，美国社会其实已经习惯被骂了，比如美国国旗就经常被烧。对于这些谩骂和攻击，一笑了之就好。令人比较惊讶的是，两位教授只是说了下他的歌词不够妥当，就引起王伊凡如此强烈的反击和仇恨。他在歌词中所骂的已超出就事论事的范围，而是用上了数典忘祖、叛国卖国这些词汇，表达了内心强大的仇恨。这正来自于中共在中国民众中长期灌输的对于西方世界和自由民主的仇恨。

谢田说，王伊凡为代表的这批中国学生中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过分强烈了，甚至病态。论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后，发现自由世界对自己祖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意识是不认同的。同时他们又发现，虽然自己很有钱，但钱也买不来尊严，就会有种沮丧和自卑的感觉。另一点，很多人知道自己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他们也不想让自己戴上亲美的标签，中国领事馆的监控是到处都在的。任何发言表示比较赞同美国制度的学生马上就被孤立。而大部分人实际上有种向中共邀功请赏或表现自己的心理，这造成了他们的这种怪异行为。

高新说，对于这次风波，外界没有评论到的是王伊凡自己所说的美国大学里中国学生会的强大和其所举办活动的强大，其实就是中共政权在美国渗透势力的强大。高新说，王伊凡所代表的这类人在海外的一系列毫无社会公德的举动对海外华人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深。这类人出来得越多，对海外华人的负面影响就越大。高新认为，在美的这部分这种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现在演变到这种程度离不开习近平对他们的煽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际上是整个三十年计划的第一步。三十年计划之后，习近平幻想中国彻底称霸世界，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其他各行各业。政府的这种引导导致了王伊凡这一代的留学生无比狂妄。以及夏明所说的，来了美国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时，反而用过去狂妄来扭曲和掩饰内心的自卑。

至于王伊凡为代表的这部分人为何对海外华人有如此的排斥和仇恨的情绪，夏明认为因素众多，有成都文化的因素，有中共党宣的因素，有这批人在美国体系内得不到认同的因素，以及失落自卑下异变出来的自狂。中国制度下培养的这部分人，他们并没有真正想在西方国家学到东西，基本上是花钱来镀金。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漏斗形的，进来的门槛不高，但要最后过关还是很难的。所以这批人花了很多钱来到美国，但最后根本过不了关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就引发了他们对在美华人的谩骂和侮辱，而他们内心则是渴望获得在美华人的这些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