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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胡适的一段往事

陈垣与胡适,1937年。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的小同乡。他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1912年被选为广东籍的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陈垣潜心于治学和任教,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

1926年前后,陈垣结识了在北京学界有很大势力的国民党人士沈兼士。在沈兼士和他的哥哥沈士远、沈尹默以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的鼎力支撑之下,陈垣从1926至1952年,一直担任有天主教背景的私立辅仁大学之校长。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陈垣从1952至1971年改任北师大校长。没有正式学历的爱新觉罗·启功,就是在陈垣栽培下成为著名的教授和书法家的。

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应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逃难,被陈垣等人所拒绝。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家中步行到西直门,迎接所谓的“解放”。

被“解放”的陈垣,在194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效忠过关的表态文章《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陈垣接着介绍了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认定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在立场上“有着他基本错误的”。然后明确宣布写作这封《公开信》的目的: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流亡美国的胡适,是1949年6月19日读到陈垣公开信的英文译本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Dec.13'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语,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

6月21日,胡适读到《华侨日报》转载的“陈垣公开信”的中文版本,又在日记里写道:“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伶惜!”

1950年2月1日,胡适在《自由中国》2卷3期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再一次宣称中国大陆“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事实上,陈垣的这封公开信并不单纯是他的个人行为,为他修改润色这封信的是来自延安的第一号红色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的妹妹范谨,是当年的天津市长黄敬也就是俞启威的太太,黄敬早年在青岛山东大学充当地下党领头人是李云鹤的同居对象,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黄敬的儿子俞正声,是刚刚卸任的政协主席。拥有如此复杂深厚的人际关系的范文澜,自然不可能风平浪静。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1966年的所谓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组织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到他时特意走过来大声说道:“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澜因此大难不死逃过一劫。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

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去世。同年10月31日,周恩来批转《为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报告》给陈伯达,要求陈伯达继续负责《中国通史》的编写,并说“这个任务很重要,这是主席交给的任务”。在此之前的1968年12月18日,熬不过一次又一次残酷批斗的另一位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已经与妻子一起服药自尽。与翦伯赞同为文史专家的陈寅恪、吴晗、吴宓等人,在“文革”期间也先后忍辱去世。

已经高龄的陈垣“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据说是他的家人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写过求情信件。陈垣晚年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他有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出版问题时难过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正寝于北京,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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