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撤消碧江县，碧江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边境小县作为中国古拉格的模式标本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念馆里。《碧江县志》载：“从1957-1959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就达619人，被捕488人。全县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余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页）1958年碧江全县人口为32444人，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9%，被捕的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外流（实指逃亡缅甸）的人占全县总人口6.8%，死亡的人占全县总人口0.47%。干部和工人的数据来自其他资料，受害和牵连的干部2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1%。受害和牵连的工人131人，占工人总数的37.1%。另有研究者对受害和牵连的人的民族族别作了统计：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汉族69人，纳西族10人，彝族3人，傣族3人，独龙族1人，不明族别311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中共执政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残害的中国人的统计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死亡的人是从被捕的人中剥离出来的，难免有数字打架之嫌，敬请指正。
本来碧江县已经定为不经过民主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地区，这里的领导人却在反右之后，搞了“民主补课”、“社会镇反”、“机关肃反”，后来被称为“三个扩大化”。这里的领导人首先发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统统抓”的指令，对马克思主义如此通俗化的运用，恐怕连斯大林、毛泽东也会拍案叫绝。“不三不四”的人实在难以界定，于是被掌权者定为“不三不四”的人就统统被抓入狱。亲历者说“捕人像猫捉老鼠、饿老鹰抓小鸡”，捆人的草绳用完了，用山间的葛藤。划分阶级中，被划成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又大大超过内地土改时期划定的约5%的比例。有的村社竞达总户数的20%。中央认定的“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傈僳族、怒族地区顿时增加了许多“稀饭地主”、“草鞋富农”，意思是说，稀饭够吃的人家被划成地主，会穿草鞋的人家被划为富农。
1958年8月20日，有四位下放到边境沿线村庄劳动的干部，返回原单位工作，然而祸从天降，全部以“叛徒”罪逮捕入狱，理由是那一带是敌特窜扰地区。经过刑讯逼供，逼出些假线索，牵连时任州人委建设科长、傈僳族上层人士杨约拿及和文生、此阿昌、付三光等人，施以酷刑之后，杨约拿服毒，和文生吞下大头针自杀获救。杨、和等人精神崩溃，由于审问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和自己对“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盲目理解，他们瞎编供词，乱点鸳鸯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再逼问到反革命组织名称、头目及其目的时，他们胡编乱造“耶稣党”、“傈僳党”、“斧头党”、“镰刀党”、“弩弓党”、“怒傈党”等无中生有的名目，还瞎说什么“头目”是裴阿欠州长和霜耐冬副州长，目的是要建立“怒江傈僳国”。给自己加上子虚乌有的罪名，企望“从宽处理”或“立功受奖”。由于严刑逼供，被逼人员的瞎编乱供和肃反领导小组（五人小组）的轻信认定，所谓“裴霜反革命集团”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边疆工作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当地党政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及县城周围农民参加的千人大会，突然宣布将阿车士和付三光定为“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阿车士于1955年毕业于昆明医士学校，中共党员，是当时碧江县傈僳族年轻一代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将阿、付二人强行拖上台，对阿车士拳打脚踢。付三光因前几天当场“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会树立“宽”和“严”两个“样板”以震慑傈僳族群众。付三光不但不给苦刑，还当场宣布保留他的党籍。蒙冤受刑，死去活来也不说假话，不编假供词，更不揭发所谓“同伙”及其“头领”的阿车士，被定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劈头盖脸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满面，双眼打肿而无法睁开。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头发也几乎被揪光。进而失去知觉，昏死倒地。还将他身怀有孕的妻子拖上台替他下跪受刑。同时蒙冤的50余人，被关在县民族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内受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员，全数被剥夺了人身起码的自由权利：不准互相对看，不准互相说话，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准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饭（防绝食抗议），不准多吃饭（防浪费粮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过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几条摧残生灵的戒律限制。当你深思而难于入眠时，他们就断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图逃跑投敌而被拳打脚踢一阵；如果你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而睡入梦乡，他们又认定你睡大觉，不考虑问题，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罚站到通宵。
阿车士在隔离审查三个多月期间，先后被审问，被毒打60余次。被打伤出血的伤口未及结痂又变成新的伤口。有的人对“好汉不吃眼前亏”错误理解，不顾他人蒙冤受苦和“玩火自焚”的古训，他们仿效付三光、杨约拿、此阿昌等人的投机行为，瞎编罪名，乱点“同伙”，进而盛行乱点乱供风，有的人一次点出上百名“同伙”。如此反复循环，所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来越多。但是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却越来越少，来的人也不敢抬头，生怕被斗的人看见点成“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看守人员，夜间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受审查人员的住所上空疯狂扫射。县城的居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中。
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后，阿车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五花大绑，再扣上手拷。力大过人的三位民警，竭尽全力对阿车士加强捆绑力度，扣上两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坝的水泥地上曝晒数小时。直到看守人员饭后换岗时才得以松绑。双手因捆绑过紧，时间过长而血脉受阻，导致尺神经、挠神经严重受损而失去功能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几致残废。进入看守所后，因他是被列入“顽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处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进没开窗口、没有光线、空气污染，周围潮湿的单人牢房中关押。死牢中没有光线，全是黑的，24小时中不知道何时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时是黑夜。只知道脚镣金属撞击声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开门放风。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灯睡觉。死牢中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有被闷死的危险。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里，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矮胖、嘴脸铁青、满面凶相、酒气熏天的人，带着两个看守民警把他带到行刑室，那里挂满脚镣、手铐、棍棒及血迹斑斑的绳索等刑具，还不开口训话就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猛击他的心脏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来时那人大声吼道：“把电台交出来！”阿车士感到莫名其妙。此前在隔离审查几个月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电台”问题。而此时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于是横下死心，理直气壮地反问说：“电台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你们为什么害人？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叫来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称是《中央社》记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号脚镣在他的光脚杆上钉牢后，强迫他在室内拖着脚镣来回跑步，直至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
一周后的一个深夜里，他被从碧江县公安局看守所带到怒江州公安总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门时看到墙角中布满棍棒、绳索、瓦渣和装着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为残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大约深夜1点左右，阿车士尚未立稳，就被踢翻在地，“把电台交出来！”的吼声，在屋子里震荡。阿车士重复在碧江县公安局的痛骂，怒江州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春（主持工作）恼羞成怒，强行逼压他跪在早就铺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根长木棒，横压在他的双小腿中部，木棒的两头各站一人，使尽全力、狠砸他的双腿时，他疼痛入骨、惨叫连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蒙、一阵耳鸣，休克昏死后，他们用冰冷的水把他泼醒。李春说他装死而狞笑。接着改用绳索，将他的双手扭向背后合并交叉，用绳索的活扣套上，绳索的左右两头对站二人，捏紧绳索，四人合力拉紧挤榨他的双手时，又一次疼痛钻心、眼冒火花，耳闻蟋蟀叫鸣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为恶毒的是，当时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部全然不顾法律的尊严，执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对着阿车士的头颅打来，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该绝，打来的致命重棒被横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挡住而幸免于难。否则阿车士的头颅瞬间被打出脑浆，魂归上苍，阿车士的后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样，只能领到三百元的抚恤补助金了。也不会有人去追究行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此种种暴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终于亮出经过精心炮制的妻子的“口供”证据时，阿车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头脑轰鸣，如同“五雷轰顶”。善良朴实的母亲已被牵连，老人家年纪大、身体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严刑拷打的逼供关。为了不让她老人家受刑惨死，决定利用到自己家乡寻找所谓“电台”的押解途中，找机会跳河或投江，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以示抗议，以此了结牵连母亲的遗憾。于是答应和他们一道去寻找所谓“电台”。
阿车士在州公安总局被施酷刑后的第三天，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去“追寻电台”。当时没有公路，他已经作好绝死的思想准备，只等机会来临。快到河水汹猛、乱石林立的子冷河，准备过桥跳河时，由于此前一位叫田鸿基的被冤去挖“电台”，曾从此桥上跳河自杀，他们早有防备，把阿车士置于二人中间，用捆着他的两股麻绳一前一后拉上，再加上手铐已把他的双手反扣，过桥时无法抱住押解人员跳河同归于尽。当天行至子冷甲乡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墙角上捡到一片锋利的罐头铁皮藏于鞋内，准备待押解人员入睡后，趁黑夜用它来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尽。但是入睡前经验丰富的押解人员又把阿车士的双手反扣上，让阿车士睡在他们二人中间而不能割颈自杀。第二天继续前行至里吾底村对面的江边，准备乘小木船渡江时，押解人员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两把划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划板的两头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稳住，又加上绳索捆绑，手被反扣，乘船过江而未能投江自尽。至此他已失去自尽或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的机会。正处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绝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后一条路上，佯装逃跑，让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但也无法实现。到里吾底村见到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和同村的冤民开付卖、木阿用、赵国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车士想，在州公安总局被严刑不过4天，说“阿车士已经供出母亲藏匿电台”，毫无根据，全属谎言。为了寻找凭空杜撰的“电台”，州公安总局已挖掘过美国传教士的坟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就在前几天，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阿匹子带学生到怒江实习，也被卷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电台”时，他逃跑抗议，被押解人员用冲锋枪扫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幸免于难。阿车士在里吾底村同母亲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关在“大跃进”年代中的大粪加工房内被拷打凌辱两夜一天后，又押回碧江县看守所。过了几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关进碧江县看守所里。
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58年7月，碧江县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干本村发生的“只得标冤案”，导致民兵队长只得标和公安人员克登科二人被错杀，被冤审讯打死二人，冤狱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条人命和错捕二十五人。阿车士的家乡里吾底村，当年只有80来户，400多人口，为躲避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1958年后逃往缅甸的户数40户，占总户数的50%。其户主是：开付卖、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开、仁付昌、曲扒加、恒付加、恒付言、开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几斯、批付言、邓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夺、邓士加、木付言、木言开、昌言斯、昌付言、邓付斯、邓付仁、邓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车路贾、普士言、普四买、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卖付贞、增付局、阿开扒。邓言夺等。人员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当时被捕入狱的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7%。路付欠、友卖子、路言、阿此夺、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马永等18人冤死狱中。再次验证了“蚂蚁的命不值钱、傈僳的命比蚂蚁贱十分”的傈僳族民谣。开付卖、求扒加、邓付言、此阿加、仁付欠、恒付加、四付局、木义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阿车士、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夺等26人，后来全数认定错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们是王付子（死于狱中）、邓阿斯（自丽江越狱逃往缅甸）。
当时在碧江县看守所里，几天内关进的人就以几何级数成倍增多。原有的每间大牢房平时只能囚禁十来个人，此时必须塞进四、五十人，像“金枪鱼罐头”似的拥挤在一起，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更不能平躺。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老体弱，有的是带病入狱，还有的是被重刑临危垂死。到第二天开门放风时，有的早已死去，有的倒下即死。里吾底村的路言、阿狄斯和碧江县二区原区长普阿欠等冤民就这么死去的。被抓捕入狱的人实在太多了，碧江县看守所尽管增建了很多牢房，但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更多的人。而绝大多数还得往丽江押送。当时碧江又没有公路，去丽江必须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碧罗雪山，经过营盘、啦井、金顶、马登、剑川到丽江，有七、八天的路程。在被押送的人群中有的被重刑打断肋骨，有的被打伤双腿而行动艰难，有的被折磨成心肺功能极差，还要被捆绑再用长绳子串成长队步行。因此，有的人只爬到半山就死去，有的实在走不了的则就地处决。据亲眼见到这些惨景的恒付加说，俄冲村的六付士、开言付和原碧江县完全小学教师何守琳等冤民都是这么死去的。被押送到丽江的长途磨难中死去的确切数字，无从考证。但是后来剑川籍的医生赵杰勋说，他们见到在剑川到丽江路旁的一座寺庙旁有七八堆被押送人员的白骨。可见在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不计其数。
到丽江后又继续分别押送到永胜铜矿、大研农场等处服劳改苦役。在这期间又死去多少？无从考证，只知道里吾底村的阿此夺、阿通、兄阿欠、路付欠、只马永、友卖子等六位冤民就死在那里。1959年6月后，以上冤死同胞全部被平反昭雪，给300元抚恤金。一个村都冤死了那么多，可见冤死在苦役中的冤民比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必然更多。留在碧江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刑讯逼供和恶劣的环境中，也受尽了人间苦楚。刑讯室传出来的拷打声、叫骂声、惨叫声和脚镣手铐的金属撞击声，活像鬼怪小说中描述的在魔鬼的刑场上，“人鬼搏斗”中的混合杂乱中的哀鸣声，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闻。
在押人员的生活也是极其恶劣的，数百人早上用的洗脸水，漱口水，只给40来斤的一桶水，倒在用木板拼成的水槽中漱洗，说是“节约用水”。不到一半的人漱洗完，水就已经变成混浊不堪的泥巴水。后边的人还被强迫继续漱洗。如果有人拒绝漱洗就必被打骂。吃的糟糕至极，虽然给在押人员勉强吃饱，比狱外饿死的人好些，但全是陈玉米面或霉坏变质的玉米面搅成的糊饭或面面饭（包谷面干饭）。没有绿叶菜，没有豆腐渣，更不必说油脂之类的食品了。在押人员中除了关在单人牢房“死牢”中的“死囚犯”和确实起不来的重病人外，每天必须去采石场或其他劳改场所干重活10来小时。在这种恶劣的场所中生活，很多人的身体就逐渐垮下去了。继而又发生了细菌性痢疾传染病，死亡的人与日俱增。间卖多、梅阿吾、普阿欠儿子、游子俊、阿木乍等人就在那几天死去的。有几天几乎每天都看到1至2具尸体被抬出。
阿车士虽然身陷囹圄，四肢镣铐，但仍然是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当他看到包括胞兄付阿士在内的很多在押人员已经染上痢疾，开始水肿，即将死去的关键时刻，由于救死扶伤责任心的驱使，不顾再次受刑，一心只想救出几十条人命，向当时分管看守所在押人员，具备善心的冉超科长贸然提出建议：尽快扑灭狱内发生的痢疾传染病，杜绝因患此病人员死亡。冉超科长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无疑是善心的冉科长同情冤民，向上请求的结果。冉科长指定阿车士承担此项责任时，他说只要能给予起码的条件，可以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同时提出：1、漱口水单独用桶装。2、洗脸水每桶不要超过10人洗脸。3、建立一个专门防治狱内痢疾传染病的临时医务室。4、给患病的人供应每人每天油脂或黄豆1至2两，用以补充病人的紧急需要。冉科长说前面三条可以同意，马上就能办到，最后一条要经过报批后才能执行。并叫人把阿车士的脚镣和手铐去除，当日就开始工作。由于当时上级已有指示，要求改善碧江在押人员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患病的人员要给予较好的照顾。因此，几天内上述四个条件都落实兑现了，还给病人每人每天2两红糖，青白小菜也给病人吃上了。阿车士请留队生产员和中明从碧江县粮食局加工厂每天背来五十斤米糠熬成米汤给病人喝、以增加病人维生素B的摄入量。由于改善了生活，缓和了恐怖气氛，加上阿车士用相应的药物精心治疗和预防，原有的痢疾病人全数康复，也没有新发病人。
1958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发现怒江州创造的“三个扩大化”，特别是人为炮制出来的“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后，省委指示怒江州公安总局领导李春注意。但是李春不但不接受省委的指示，还变本加厉地大抓大捕“不三不四”的人，继续集中隔离审查对象，终于形成边民大逃亡的大动乱局面，引起省委高度重视，省委才责成丽江地委组成政法检查团赴怒江检查。1959年6月，丽江地委和省委派出领导同志参加的政法检查团到碧江县检查时，李春还怒气冲冲地说：“把案子定为假案你们才高兴呢！”在地委政法检查团的直接查实下，进一步发现了“三个扩大化”和“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的来龙去脉和李春个人捕风捉影，欺下瞒上，虚报邀功，窃取高位，主观武断的恶劣行为后，勒令李春停职检查。阿车士等人虽说平反了，但不准这些当地的民族干部继续留在怒江地区工作，害怕他们流亡缅甸，把他们送到内地在监控中使用。这些优秀的当地民族干部后来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籍，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就是碧江古拉格。
碧江与苏俄相隔千万里，碧江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去苏俄的内务部培训过，然而他们在残暴地迫害自己人民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可以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也许有的读者会怀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实性，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但是谁敢说我们这一页页历史不肮脏不沉重。因此真实记录一百个中国古拉格，一千个中国古拉格，可以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也千万不要让如此的历史再一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