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省思与忏悔

1969年底,我的父母携全家下放晋城巴公镇。寒风霜雪,我们乘敞蓬卡车,在太行山上一路攀行,走向未知。告别古城之际,吴增义、刘小四、高明宪三弟兄冒雪相送,我心苦痛,无语凝重,泪湿衣襟。一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沉沉幻像,重重魔影……

是体育运动,拯救了我那荒诞而又芜杂的少年劫难。

1970年以来,我本是晋城巴公化肥厂一名青年徒工,却因为地区体委上调体育骨干,常常外出受训。成年累月在多个青少年集训队打篮球,练自行车。“文革”乱世,国省地三级体委解散了职业运动队,我只能混了一天算一天。与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每月还有青年工人一份工资,日子比别人宽松些。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担忧前途,心有不甘,又非常无奈。

1975年落实干部政策,我父母从巴公化肥厂和高平县革委会调回地委,重新工作。全家又搬回了晋东南地委大院。我仍在自行车队苦练。

1976年9月中旬,地直单位和长治市10万人集会,在八一广场悼念毛泽东逝世。阴雨连绵不止,人心复杂难测。

晋东南,是仅次于陕北延安的中共第二大根据地,但人们的思想情感,却与延安民众有着很大不同:抗战中,是国民党川军李家钰所部,浴血长治誓不降敌,百姓尽知。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牺盟会,在太行太岳各县建政,名义上仍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统帅。老八路一二九师到来后,人们心中普遍认为,是晋东南小米和城乡老百姓养育了中共大军,保全了各级干部,最后胜利靠的是太行太岳人民支持。毛泽东始终没有来过晋东南。民间交口称赞最多者,集中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黄克诚以及牺牲的左权、李家钰、武士敏等国共将领身上,沁水县曾经改称志敏县,辽县改称左权县。从历史上看,明清两朝和民国建政,上党地区潞商纵横,物产丰盛,经济繁荣,城乡少灾,毛泽东也说这里是个有鱼有肉的脚盆。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所以,陕北民众唱出了“东方红、大救星”,此曲却不会在晋东南产生……

记得追悼大会那天,我走在体育界的队伍中,沿英雄街向着城市北部新广场缓慢行进。淫雨渐渐湿透了运动衣,周身发冷。队友们悄悄议论着:听说,省市各级体育比赛都取消了。这消息传播开来,使人极不快活。这意味着,我们自行车队,打去冬以来苦苦训练,一桶桶汗水就算白流。取消比赛,意味着运动队行将解散。这时,主教练胡庚秉先生郁闷地行走在我的身边,突然发出一声浩叹,低沉地抱怨道:这年头,甚事也干球不成!

的确郁闷。我们的前程在哪里?还将这样混下去吗?

那年我21岁,常常手捧一本破书,“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向何处去?

我的忏悔故事,便要从这里说起。

忽一日,从地委到体委,到处传播着一条消息,撼动人心。人们说:北京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抓捕了王、张、江、姚,形势即刻发生剧变。很快,消息被全部证实。当时叫做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顿时,人心大振,众情鼎沸。我记得地委书记王绣绵,亲自带领几位副书记,带领全体地市干部,走上街头,走在了游行庆贺最前列,昂首挺胸,发自内心地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坚决打倒“四人帮”!那真叫痛快。地委书记亲自率众游行,这情景十年来从未有过。

人们看到了生活希望,我眼前呈现一片光明。这时,我父母奉调省城,搬家到太原定居。我则从晋城调回长治,在地区交通系统从事职工体育活动,准备着人生大转型。

人们早已对“文革”抱有强烈不满。此刻,种种不满对准了曾经造反夺权、曾经主导社会潮流的那一派,具体说就是晋东南全区的联字号头头们,他们成了“四人帮”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这顶帽子用起来非常顺当,不由分说,一家伙就戴在了这群人头上。好像长达十年两派斗争,一下子等来了最后结局:老干部和红字号夺取了全面胜利,铁板钉钉。

当年,一个地区的交通系统,体制庞大,辖属甚广,职工上万。晋东南行署交通局管辖长治、晋城两大汽车运输公司和16个县运公司,包括全区客运。还有地县两级公路段和运管站、监理所,全区最大的汽车修配中心长治大修厂。行政业务统管各县交通局。“文革”中,交通系统是个重灾区,乱到不可收拾。

而今,晋东南“揪出了‘四人帮’伸向我区的黑手”,各行各业揪出了众多“帮派体系代理人”。交通系统重点清查对象更是一大串,本系统举行批斗大会,把清查对象连绑带铐好大一群,常常人满为患,而且批斗手段极狠。我曾看到批斗大会一例:长运公司将某头头捆绑后,用吊车吊至半空示众。

本系统批斗对象太多,导致登台发言批判的积极分子紧俏,人手竟不够用。尽管这些对象同属于“反革命大案”,但各人案情还有区别,因此,除去总体性的批判大稿外,每会仍需要积极分子针对不同对象,做出具体批判,从而加大批斗力度。

如此斗人整人,都是“文革”做法,都是无视法治那一套。

我调来交通系统,主要是搞好职工体育,起先并不热衷于政工活动。但政治就在我们身边,政治生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要争当一名进步青年就更难躲开。我就是在政工干将人手紧俏之际,被看中、被动员、被考验、被提升到批斗讲坛,予以“重用”的。

我登台批判他人,平生仅此一次,却在心灵上留下了长久波动。那是一种无端参与整人之后,良知颤抖导致的不安。过一阵子,参与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宽恕自己,自我原谅,然后麻木,直至忘却。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和事,岂止千千万万?

我们与批判对象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凭什么也要登台助阵、竭力呐喊呢?这正是值得智者们深切反思的地方。

是啊,我们需要反省和检讨,找一找不同程度参与整人的原因,做一个心理剖析,“挖一挖思想根源”。

领导分配我登台批判,对象是长治汽车大修厂韩田胜。这位中年汉子,在联字号阵营里不算显要头目,在交通系统清查对象中排排队,也比较靠后,顶多在本厂圈内当一名造反骨干。老韩是哪里人,都干过哪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就登台批判人家?问题就在这里:

1976年底,我从晋城巴公化肥厂调回长治,实际上久在地区篮球队训练,或赴省参赛。最初调动手续,落在交通系统辖属的长治汽车大修厂工会。继续加盟地直职工或交通系统男篮,还当过领队和教练。这时,行署交通局决定,从本系统上调一名文体骨干,稳定地经营管理交通男篮。局领导如果把我从大修厂上调机关,以工代干,手续十分简单。而我在体坛厮混经年,本是乱世权宜之计,现在年龄不小了,也愿意稳定下来,读书学习,谋一个好工作。当时有句流行话语,叫做“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众多同伴正在复习功课,迎战高考。体育饭碗不能端一辈子,我亦有自己的私心搅动。此时此刻,交通系统的中心工作,正是强势揭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唯此为大,把对立派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一个背景。

地区交通局郭四元局长,“文革”前做过壶关县委书记,“文革”中受尽磨难。1976年夏秋造反派批邓反击,又把他当成“走资派复辟”典型,多次围攻骂闹,日夜不宁。他当然地憎恨“四人帮”帮派体系及其“伸向我区的黑手”。这位老干部对我极好,我与其子宪平一块儿长大,是同学也是弟兄。老局长常对我说:“都不小了,可不敢再耽搁下去,要关心全局工作,多读多写多锻炼,从政治上要求进步。”我心感动;批斗对象韩田胜,恰恰正面纠缠过郭四元局长。我虽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入派,却很自然地将韩当成了对立派成员:整郭伯伯的人,会是好人吗?我登台发言批判,这又是一个原因。

还有,汽车大修厂郭有山老厂长,是一位高级技工,抗战时期就给八路军造枪。对立派闹事,夺走他上下班的自行车,他每天步行20里,坚持上班不迟到,令我敬佩。时逢批斗大会人手不足,这位老厂长出面动员我:“年轻人不能光打球。局领导对你很器重,你要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批判斗争,就把批判韩田胜的任务交给你吧!”我犹豫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办?老厂长当即指导:让政工组帮你看材料嘛,一看材料,甚都有啦!老一辈委以重任,年轻人增添信心。这又是一个原因。

局、厂两位郭老,对我支持信赖,起着外部推进作用,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有一种欲望,呈现半明半暗状态。前些年,我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甘心混迹体坛,这时,我似乎觉得时来运转,祥光大现,要抓住机遇,改变命运,积极表现才艺,争取发展上进,尽快实现自我。我没有想过,这种机遇,实是延用“文革”暴虐做法的继续,这种上进,乃是建立在他人苦痛基础上的。批斗他人,我的命运可能转好,他的命运可能转坏,甚至很糟。

另一重虚荣和私心在于:让别人看看,谁不会写写文章?诚然,极端粗鄙的大批判稿件,满纸套话大话空话,算不上什么文章,但是,“文革”以来看个遍,铺天盖地满人间,批判稿又怎能不算文章呢?这文章别人会写,吃香喝辣,我用些心思,会比别人写得更好。

后来我才明白,心底欲望太强,便会丧失理性。很可能,“文革”中万千青年造反,起初都抱有好的理想欲望,或崇拜领袖投身革命,或追求主流挺身而出,或年轻虚荣表现自我,或随波逐流亦步亦趋,结果,助推革命风潮,投身社会洪流,追求人生进步,却被历史环境无情地推入了残酷斗争漩涡,直至形成坏事,参与族群分裂而不自知,反而越斗争越顽强,离原先目标越来越远。理想被扭曲被异化,革命变成整人,从而又被人整,眼看就会胜利,忽然坠入失败,恶性循环;历史环境恶劣不堪,好理想总是带来坏结果。部队记者刘景林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北京东安市场附近一所小学,有个女孩要求加入红小兵组织,头头说她革命不够坚决。她随手找了一把尖刀,来到关押老师的教室,当场把一位老师捅死。回头说:我可以当红小兵了吧!可见革命人,随时可能变成杀人凶手。

更多人随波逐流,内心麻木,参与了整人斗争,从不知不觉开始,到不知不觉结束,不当回事了。

在种种人生欲望驱使下,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也可以说,从一名运动员转向政治大批判,我比许多同伴转得都快。

谁是韩田胜?我根本不认识。一开始,先由汽车大修厂政工组清查办提供素材,多是对韩粗浅片面的揭发材料,内容比较杂乱,还有简短的批判小稿。我并未核实事例,似乎也不需要核实,便将其中一些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归纳成厂内、厂外,不同活动范围之两大方面,厂内破坏生产秩序,厂外冲击各级党委,然后上纲上线,把韩等参加派性活动,与文革中央帮派集团篡党夺权罪证上挂下联,且结合本省本区同派揪斗老干部等实际,呼应对照,从逻辑上,从时间上,从相似性上,推导出一种共同的阴谋性质,居高临下,从而坐实基调,使其无可辩驳。然后在表述上大举加工润色,采用北京高端主流提法,模拟受害群众悲情控诉话语,一会儿肯定句,一会儿反问句,大而无当,不一而足。最后警示一番:清查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树欲静而风不止,严防黑手末日反扑。全文以紧跟华主席奔四化压轴,高呼口号甩出豹尾。

无非就是这一套罢。“文革”青年,无师自通,上台批判,不学也会。这比打赢一场球赛容易得多。

我交给大会组织者审看稿子,表扬有加。只是提出批斗人多,要掌握好时间,注意精练一些,未必都用排比句。

终于,交通系统批斗“四人帮”黑手大会,在地区大礼堂如期举行。现场总指挥——现在叫司仪,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拉上来!只听舞台地板好一阵嗵嗵巨响,如战鼓擂动,一大溜昔日联字号造反战士,有老有小,尽成囚犯。他们被武装人员猛烈地拉上台来,面色灰白,衣衫褴褛,深度垂首弯腰,以脑袋顶部朝向大众,没有半些奈何。台上高呼口号,声震全堂,山呼海啸。

这些人曾经批斗“走资派”,也是这般模样,形式几无变化。

依次发言批判,我排列偏后。他人发言中,我留意观察韩田胜本人。看他长相特征,穿着工装,不过一位普通技工,很难促发我生长仇恨情绪。我倒是注意到了自己有变,今日的我,居然在运动衣外面,套了一件蓝布制服外套,这样是不是就像一个机关干部了?

在一名体育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唉,一个人学好很难,学坏则非常容易。

我完全忽略了韩田胜其人之存在,更无视于他今后的人生命运。我只是坐在那里进一步温习批判搞,考虑如何取得批判效果。就像运动员临上赛场之前,进行自我心理调整那样。仿佛我所面对的韩田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战术对象,一个衣衫符号,一个进攻篮框。我这才明白,每到严酷批判之际,从来没人把对手当成人。

但是,场上一个细节却让我难忘,好像还激发了我的不满。当我批判发言到半中间时,久久弯腰未动的韩田胜,他位于我的右侧,竟然倒过头来,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我观看数秒钟,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同意我的发言。哟,我正在批判你,你看什么?你必须更深地低头认罪才对。你居然使用目光还击批判者,肯定是不老实嘛。而日后想来,强势群体剥夺了人家的话语权,封了人家的嘴,韩田胜先生转头看我两眼,实是情理之中,正常反应。也许他很奇怪: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家伙?素不相识,甚情况也不了解,公然在此振振有词,胡乱批我许多事情,这小子是干甚的?想一想,人家韩田胜不过一名本派副手,而在批判稿中,快要把他批成一个十恶不赦大首犯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还不是莫须有的那一套吗?

在那样的时代里,由一只狼孩转变为一匹凶狠的大狼,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实话说,我登台批判发言,效果不好也不坏,并没有引起我所预期的轰动效应。尽管如此,领导上还是鼓励了我,称赞我初出茅庐,已经干得不错,批中了黑手反动要害。成王败寇,古今如此。强权对待贼人,不讲道理。我可以胡批一气,你必须忍气吞声,除非你某日翻身,再来批我。于是,世间敌人越来越多,“文革”对立不可调和。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没有,东方的孔孟中庸尽遭抛弃,“和”文化,善良心,早已荡然不存,这就是不仁。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这场批斗会如果放在运动前期,我与韩田胜必然分裂成两大对立派,不斗个十年八年,不斗个百多回合,不斗个你死我活,双方不会罢休。正如以暴力对待暴力,只能导发更多暴力那样。

呜呼!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反思和忏悔往事,说出一个沉痛道理:我们都当过打手啊!斯言振聋发聩。洪子诚先生“文革”挨批,当他匆匆焚毁工作笔记本时,猛然发现自己于1958年和1959年之间,也曾扮演了一名“批判者”角色,批判对象是王力、王瑶、吴组缃、林庚、高名凯、游国恩等知名教授。到了“文革”,下面的学生们正在向昔日的批判者学习,开批洪老师。洪子诚先生指出:一次次角色轮动转换,罪孽种子早已播种下来,到“文革”轮着了自己……

那次交通系统批斗会之后,我正式调入地区交通局。而倒霉的韩田胜先生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他何以安身立命度过晚年?我不得而知。他的家庭遭到了怎样的劫难?我不得而知。

他难免遭到当时清查扩大化的严重打击。

我不是主办韩田胜一案的责任人,似乎就可以安心了?不,我在这里向韩田胜先生致以深切歉意,请他原谅我的盲目批判,原谅一个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了不该做的糊涂事;我留在地区行署交通局机关工作,似乎应该高兴,但是三十年过去,我心依然沉重。一想到韩田胜先生和无数“文革”牺牲者坠向深渊,我还高兴什么?不论占据怎样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们都负有责任在身。乌合之众,劣迹斑斑,我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文革”,我们不该保持安心平静。我们曾是构建荒诞历史的离乱人,大小角色都是角色啊。

(《山西文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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