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毛泽东驻扎过的王家湾，由富裕变成赤贫
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泽东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泽东……”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1947年为毛泽东争天下作出过贡献的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不管农民死活的超级奴隶主毛泽东的统治下，长时期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灾难。
在此增加一点题外话：1947年追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范长江，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自杀身亡。
15.3、几亿中国人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消失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的自由权。”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5年、1956年毛泽东主导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将几亿农民赶进了集体化的樊笼，部分思想比较活泛的农民预见到农村前途黑暗，就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家子毛泽东相当了解中国农民的人性弱点——天性善良胆小怕事，害怕与势力强大的官家对抗，简单而言就是“草民怕官”，因而自有简单粗暴的方法收拾他们，那就是画地为牢，用充满歧视思想的户口制度，将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在不大的无形监牢中，终生钉在小块土地上。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以自己的粗暴辜负了农民，辜负了包括他家乡韶山的农民父老乡亲在内的几亿中国农民。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几亿农村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被限制了。
1958年1月9日，由毛泽东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标志性文件，标志着太平洋东岸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被硬性分成了两大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高人一等、农村户口低人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
“……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农村人如果不加入共产党创造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合作社，连合法身份也成了疑问，因为他们寻找不到可以显示自己身份的户口簿。那时的农村人，除了集体掌握的户口簿，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想出门就不方便了，其不方便，比之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人们使用“良民证”即可通行，还要不方便得多了。每次农村人要出门，都要到权力部门开证明，证明持有该一纸证明的人是某某地方的人，现在因什么原因外出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如果没有那些得到机会微乎其微的可迁出证明，农村人只能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当农村人，迁徙自由就彻底没有了。城市户口的人实际上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北京市户口的人可以迁往其他地方，小城市的人想迁往中等城市、大城市，绝大多数也只能在白日梦中实现。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
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天生效以后，几亿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就消失了。几亿中国人成为毛泽东画地为牢的牢笼中的奴隶，奴隶们在牢笼中为超级奴隶主毛泽东创造财富——上缴粮食，大炼钢铁，等等。
15.4、江青狗仗主势胡改农民名字
1974年6月22日，江青一行人来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
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
还有一个人叫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
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在超级奴隶主毛泽东夫妇看来，奴才、奴隶用什么名字，当然得随主子之意。毛泽东也给奴才奴隶改名。举个例子吧。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宋彬彬。”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答：“是。”毛泽东说：“要武嘛。”宋彬彬的名字就改为宋要武，这对她而言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