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解放军武装游行，向造反派示威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仇恨发芽便疯长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得风气之先，根据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月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篇社论见报后，许多干部群众乘车或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压力，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闻到了个中气味，把首都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以及哈尔滨军工大学一批天兵天将派到青海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这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雏形。嗣后各行各业陆续组织起“八一八”造反组织。于是，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
进入1967年，得到毛泽东支持，在上海首先兴起的夺权运动，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级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摇摇欲坠。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红卫兵闯进省委各部门串连，如入无人之境。《青海日报》红卫小组最先夺了报社的权，并发出号召全省夺权的社论，把夺权运动推向全省。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省军区刘邓反动路线”、“打倒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类的论调，埋下了军队与造反派冲突的隐患。
青海军区领导层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以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做出决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刘贤权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师长，后来升为军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起来后，刘贤权很快与之挂钩，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王昭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是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老部下，在青海人民心目中很有威望。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刘贤权的这一举动，军区内部大部分机关干部支持赵永夫，与刘贤权对抗。
有个背景应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江青当了顾问。并立即动手抄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家，这是部队上层机关乱起来的一个信号。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队高层领导的抵制，以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元帅为代表，坚决反对把部队搞乱，他们认为，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据说林彪也支持），经过多次与上边磋商，毛泽东认可了，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八条命令”，内容包括：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许武斗；不许抓人抄家；不许串连等。据权威人士分析，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希望把部队的“文革”进行到底，又担心军队失控，影响整个局势稳定的矛盾心理。“八条命令”的颁发，摆脱了军队领导机关的瘫痪状态。
“八条命令”下来后，青海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观点更加占了上风，刘贤权陷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军区附近张贴“打倒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革命军人要掉转枪口，对准叛变革命的指挥员”等内容的大字报，军区大院门前，多次出现辩论场面。可是，由于广大官兵长期接受部队传统教育，老作风、老信念依然很有影响，对红卫兵的种种作为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
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联络青海其他驻军领导——205部队领导张晓川以及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的领导，组成了“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尽快接管《青海日报》，因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号召大乱，他们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报社领导班子必须改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先是，部队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2月3日，部队又出动250多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战士，在西宁街头进行武装游行，沿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以显示力量，威慑造反派。2月14日，部队公开宣布《青海日报》是非法的，必须实行军管，并派出十多个连队，占领了五个制高点，对报社印刷厂大院进行包围，一场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八一八”造反派针锋相对，从各行各业调来上千队员，日夜轮流守卫报社。他们带着红袖箍，把守通向报社的各个路口。入夜，报社印刷厂大院点起堆堆篝火，为人们驱寒照明。部队多次派代表与造反派领导交涉接管报社事宜，均遭到严词拒绝，有时甚至被驱逐出来。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组织示威游行，对部队表示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与对立面组织——“捍卫队”发生冲突。捍卫队一个女队员惨死在车轮之下。捍卫队当即抬着尸体游行，仇恨在斗争中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队联合指挥部公开宣布，“八一八”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下令立即取缔。
相持九天九夜，枪声大作
《青海日报》印刷厂大院坐落在湟水岸边，那些天成为两种势力对垒的焦点所在。“八一八”的头头们驻守在此，人称“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队领导赵永夫则坐镇西宁宾馆，亲自进行指挥，与报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在斗争最激烈时，刘贤权曾派人给“八一八”头头送信，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造反派的情绪日趋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在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漫骂声不堪入耳，这使部队官兵更加摩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赵永夫原来认为，“八一八”会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曾说“就是用刺刀挑，也要占领报社！”也说过：“如果‘八一八’开枪，我们坚决还击！”而实际上“八一八”造反派却没有枪，而且对部队开枪，也缺少思想准备。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队包围报社的第九天，上午11时许，一阵清脆的枪声传来。刹那间，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戛然无声，部队的第一枪是对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发射的。这时，报社院子里混乱起来，人们小跑着出出进进。但是枪声很快停了。人们在等待。下午二时，枪声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声一样，从报社的前门响到后门。有冲锋枪声，也有机关枪声，连成一片。开始还能听到语录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就看见许多人扑倒在地，许多人向四处奔逃……
因为五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击，于是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赵永夫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移动，其中多数人受伤，行动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来。伤员们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悬空摇荡，仿佛仅仅连着一点皮肉。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这支队伍最后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场上，有几个解放军班长、战士手持冲锋枪，飞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顶，铁青着脸，大声喊叫：“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而受伤的人们，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地上翻跟头，翻几下也就不动了。还有人嘶哑着嗓子喊叫：“快来给我包扎，疼死我啦！”而在战士眼里，这些人是洪水猛兽，是青面獠牙，谁会管他们呢！
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近200人，“俘虏”约2000人。就在响枪的那天晚上，有近万人被关进监牢，各机关、各单位开始残酷逼供，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位用烟头烧，铁丝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来自北京的声音
开枪的当晚，赵永夫给中央军委一位元帅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对，总结经验。”直到“北京三司”红卫兵赶回首都，与“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头，江青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书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后来，“中央文革”做了调查，主要是听信返京红卫兵的一方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否认了他讲的“打得好”那些话。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是赵永夫夺了刘贤权的权；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待支持部队那一派，施行了同样残酷的批斗。仇恨一旦发芽，就要疯长。严刑拷打比比皆是，骇人刑罚时有所闻，虽未枪杀，也算是血腥报复吧！有一次，拥护赵永夫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近二百人，被带到掩埋被部队打死的工人、学生的墓地（有人称为“短期烈士陵园”），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在那次报复性的行动中，被打伤打残者不在少数。
那一时期，同事之间，乃至家庭间、亲友间，为了“革”与“保”之争，能够发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报社一个美术编辑的妻子，“揭发”其夫要谋害伟大领袖，给那位美编带来了灾难。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八一八”得势时，一位领导曾拿一张放大照片给我看，说是从厕所墙壁上拍下的“反标”，上书“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并说据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说，“不像是他的字。”又问：“也许是左手写的呢？”我仍然说：“不像是他写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就能打成反革命吗？后来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当“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队打成反革命时，那个年轻记者也来找我，说他从兰州把那个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抓回来了，省军区领导与他意见一致，应该枪毙。我知道，当时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平常，于是建议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应该请示一下总社领导。”那位年轻记者与总社代社长王唯真通了电话，王问：“什么罪状？”接着又说：“你们先打个报告来，再定罪不迟。”后来那位领导被关进监狱，却没有被枪毙，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省委书记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又明确点明，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被镇压，“同原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与王昭并无关系，而王昭却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曾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赏识。1961年春夏，与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一道，去甘肃、青海两省解决饥饿问题。此后即留在青海担任第二书记、省长，实际上负主要责任。他不畏艰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区作调查，并顶住重重阻力和极“左”势力，解决青海积重难返的问题，特别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和死人问题，恢复被破坏的草原，纠正平叛中一些过激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与违法乱纪做斗争，被老百姓誉为“王青天”。
“文革”开始，王昭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与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遇事往后缩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但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尽管他对“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组织大搞所谓破“四旧”，搞打、砸、抢、烧，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前后，他因胳膊摔坏，前往河南洛阳疗伤，没有参与“八一八”造反派与部队的矛盾冲突。中央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时，他被召唤到场，曾大声疾呼：“此事与我无关，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间，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刘贤权得到上层的信息和授意，在会上“揭发”，说王昭与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关系密切，是他们派到青海来的，应该拔掉这个钉子。《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审查，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当面叮嘱刘贤权和“八一八”负责人，“王昭不是黑帮，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你们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是当时的周思来，说话已经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当即被栽赃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总后台”，一下子被推进仇恨的旋涡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属的残酷迫害。一个月时间，被批斗近五十次，每斗必打，每打必伤，胳臂多次被扭断，耳朵多次被撕坏，脸上被钉子扎了许多孔洞……后来又被送进南滩监狱。王昭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治疗上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不久又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关人员还得到指示：“不能放虎归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仅53岁就惨死在狱中。1977年，胡耀邦出于无私正义的爱心，多次过问王昭的事，那年8月邓小平做了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领导全省公、检、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时遭到诬陷。就在那次为“开枪事件”定性的中央碰头会上，很少发言的林彪，听到在公安部为罗瑞卿任十年政治秘书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审查，竟说道：“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来！”几句话，把王仲方推进五年多铁窗生活，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他父亲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连被活活饿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
在批斗王昭、王仲方的同时，全省还有近百名厅局级干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被致残，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党”，“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错了队”。
赵永夫还算万幸，虽经多次残酷批斗，总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医院期间，受到部下保护，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无法下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变头子”的说辞，从监狱中放出来，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连治罪，这位精干刚强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卧轨自杀。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残戕戮，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
《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