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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的母亲生命最后一年半生存记录

我写文章从来是一气呵成,但这一篇12000字的文章,我断断续续好几天才写成,好几次都辍笔,没有勇气写下去。这些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农妇生命最后一年半时光与病魔抗争的琐事,做儿子的啰啰嗦嗦述说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将伤口撕开给别人看?但最终说服了自己,还是把这些经历记下来吧。

清明小长假后一天,我和兄、弟回到老家宅院里为亡母办了百日法事,摆了八桌酒席感谢亲朋好友在对治丧的帮忙,传统的丧仪算是结束了。

当夜坐上了动卧回京,躺在车上,脑海里闪回的是母亲最后一年半的时光里,我陪着她抗癌的一幕幕场景。随着母亲的去世,那种侥幸、焦虑乃至绝望的煎熬消失了,代之的只有悲伤,空空荡荡再无父母可牵挂的悲伤。对父母患绝症的人子而言,如果煎熬能延续下去,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母亲的身体素来不错,年逾七十后仍能走山路健步如飞,思维清晰,谈吐从不颠三倒四。照顾重病的父亲五、六年如一日。2015年仲春,父亲故去,我担心母亲在老家睹物思人,将其接到北京小住了一段时光,也为她做了体检。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因为她平时连感冒也少有,做的只是常规检查,如验血、胸透等等,没有想到做胸部的CT。2015年底,适应不了北京冬天的母亲执意要回到老家,和在镇医院上班的姐姐一起过日子。

确诊

2016年8月2日中午,我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她说她和姐夫正陪着母亲在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给母亲做完CT显示:母亲患了肺癌,而且是第4期,肿瘤在左肺下端近肋骨处。

我以为听错了,问‌‌“是娘的CT片子么?‌‌”

‌‌“没错,是郭大夫看完片子做的诊断,他还怪我这么晚才送来,怎么在家里耽搁好久。‌‌”

据姐姐说,母亲咳嗽了一周,开始当成感冒,姐姐为她开药和打吊针,还没有好转,就送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郭大夫是急诊科兼重症监护室的主任,和我家兄弟姐妹是老熟人了,父亲患肺心病,五年内三进重症监护室,都是他担当主治大夫。

我再问:‌‌“娘自己晓得病情么?‌‌”

‌‌“她那么精明的人瞒不到,当郭大夫让她在外面等,单独和家属说话时,她就觉察不对。我出来后她就问我是不是肺癌。我说只是普通的肺病,她不相信,说普通的肺病何必瞒着我本人?‌‌”——母亲做了几十年乡村赤脚医生,这个路数她很熟悉。

事不宜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让老娘来北京诊断和治疗。我马上为母亲和姐姐订好第二天即8月3日到北京的高铁票,然后马上就是为母亲尽快找到一家不错的医院。

电话打给了多年的兄长、《健康时报》副总编老赵,他和医疗圈很熟悉,这些年来亲友要来北京看病几乎都找他。听完我的电话,他说了句:‌‌“你老妈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我马上去办,等我回话。‌‌”

大约一个小时候,老赵回电话说,找到了宣武医院的支修益大夫,他是宣武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肿瘤研究与临床杂志》副主编、《中国肺癌杂志》常务编委,著名的肺癌专家。你也想必知道他的大名。

和支修益大夫我还真有一面之缘,曾经一起参加过中华控烟协会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互加我新浪微博的好友,这些年来为宣传控烟、减少肺癌发病率,支大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我得知母亲被查出肺癌时,我想到了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母亲是不是受二手烟危害导致的。

8月3日下午3点,我开车到西客站接母亲,如果是平常我就坐地铁来了,但这一回我担心母亲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没有气力从9号线转6号线。

接到了母亲和姐姐,坐上车,半个小时才开出地下停车场。母亲有些烦躁,说‌‌“干什么开车,坐地铁不方便得很。‌‌”我一路安慰她说老家医院的诊断未必靠谱,不要着急云云。母亲说:‌‌“我没什么担心的,反正年纪这么大了,比你外公外婆的年寿都高多了,只要你们兄弟姐妹身体好就行。‌‌”我知道这是母亲让我宽心的话,她一生好强,突然知道这么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把母亲和姐姐接到家,不谙世事的儿子很高兴奶奶又来了,围在身边问这问那。匆匆吃过晚饭,让母亲和姐姐先休息,然后和舅舅、姨妈们通了一圈电话。

母亲兄弟姐妹七人,她居长,比排第二的大舅还大9岁。外婆在四十多岁就病逝了,当时最小的姨妈才两岁多。她对诸位舅、姨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长姊如母,舅舅、姨妈对她也一直很尊重。大舅在电话里说:‌‌“昨天听说这个消息,我觉得天塌了。一夜都没睡,我多么希望是误诊呀,但我知道这种概率太小了。‌‌”大舅毕业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他当然知道现在一个地级市人民医院的CT检查,几乎不会有什么误诊。

按照老赵的安排,8月4日大清早我和姐姐陪着母亲来到宣武医院,在科主任办公室见到了支修益大夫,寒暄了几句。将带来的市人民医院的CT片递给他看,他仔细地瞅了几分钟,沉吟了一会说:‌‌“住院吧!‌‌”

现在就住院?我以为怎么也得先挂号、检查,再回家等床位。我知道这太不容易了,忙不迭地表示感谢。支大夫叫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大夫,叫胡牧,是胸外科主任助理,可以看出支大夫对他非常器重。支大夫说你母亲的病由他来主治。

按照流程母亲住进了医院,接下来就是各种检查,包括全身上下的PET-CT,结果出来了,没有奇迹,和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一样:肺癌4期,且已经开始转移到肝脏和头部。医生说如果不治疗,任凭肿瘤扩张,也就还有4个月左右的寿命。

母亲年事已高,肺癌4期也没法动大手术。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给胸部病灶做射频消融手术,再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确定是吃靶向药还是做放化疗。

治疗

宣武医院正在南面挨着报国寺的地方兴建一座体量很大的新楼,而现在的门诊、住院大楼都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硬件不怎么样。母亲住进了8人一间的胸科女病房,等待手术。全病房8人全部是肺癌,巧合的是病灶全在左肺。母亲是其中年岁最长的,其次一位是71岁从湖北来的老太太,最年轻的患者只有40多岁。母亲生性不耐寂寞,很快和病友们熟悉了。当她了解到所有的病友都比自己年纪小时,又有些宽慰,似乎自己在这些人里面还算是最幸运的。

等了几天后,母亲进了手术台,尽管说是微创,但她毕竟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主刀的是胡牧大夫,我网上搜索了一下,2014年12月《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与肺癌打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报道了宣武医院的胡牧为患者施行射频消融手术:

头顶没有常见的无影灯,麻醉师也不见踪影,手术就在医院的CT室内进行。与常见的手术不同,等待老吴的,是一种叫做射频消融术的微创手术。

‌‌“这属于一种局部的物理治疗,‌‌”手术开始前,胡牧医生告诉记者,‌‌“就是通过加热杀死癌细胞。‌‌”

可见,宣武医院和胡牧在国内应该是动这一手术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手术时顺便剔出一块活检物送检,做完手术后母亲被送进了病房等待基因检测的结果。

在母亲住院期间,我和好几位父亲或母亲患过肺癌的朋友交流,湖南同乡、中青报的叶铁桥告诉我们:‌‌“肺癌晚期对家属来说,是很煎熬的,不仅仅是花钱,最难的是抉择,越到后期越如此。每一种选择有可能对延长患者生命有好处,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

肺癌的成因复杂,每个患者的状况不一样,没有施加所有患者都管用的治疗方案。我想只能把一切交给医生和上天了。

几天后,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了,胡牧大夫对我说:‌‌“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老太太是腺癌,EGFR基因突变,服用靶向药有效果。‌‌”他先给开了两个月的易瑞沙,然后办理了出院手术。

当时靶向药还没有进入医保,全部自费,每个月的易瑞沙15000多元。

我开车带着儿子去接老太太出院,儿子说:‌‌“奶奶动完手术出院,是不是病就治好了?‌‌”我只能点头称是。小孩哪能知道世上有些病是治不好的呀。

探望

将母亲接回家中休养,姐姐要上班,就先行回湘了。

我原来打算等母亲出院后,请两周假,开着车带着妻儿,陪她到上海、苏州、杭州一带游玩,她从未去过东南这片美丽而富庶的土地。她不同意,我担心她怕我花钱,说这一行用不了多少钱。但她还是坚决反对,说自己现在走路很吃力,这也是实情。射频消融手术毕竟要穿刺到肺部做,肺叶中残留一些液体未完全清理干净。有时候伤口会隐隐作痛,只能等继续休养,伤口完全愈合再说。

这是我永远无法弥补之悔,我的母亲最终未能踏上江南一步。

服用易瑞沙后,母亲的皮肤瘙痒。问主治大夫,说这是正常现象,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慢慢地习惯。

母亲出院两周左右,退休几年的大舅从南宁来专程看母亲,并给母亲带来两万多元的冬虫夏草。看到大舅,母亲非常高兴,老姐弟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谈及的多是故乡往事。

大舅在我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大舅妈也来了。大舅在北京陪伴母亲期间,来北京开会的大哥也顺道带着大嫂来京看望母亲。

一个周末,我开车带着母亲、大舅、大舅妈和嫂子去两百公里外的承德住了一夜,游玩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夏天的承德是最美丽的时节,整个避暑山庄树木葱茏,碧波如镜。那两天,母亲兴致很高,竟然能够一步步台阶往上走,登上了小布达拉宫。看来手术后恢复得不错,我们也骗她只是肺癌中期,手术很成功,靶向药控制下至少能活三年。

等兄、嫂和大舅离开北京后,觉得寂寞的母亲便要回老家。征询大夫,说问题不大。离京前去宣武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肺部病灶变小,转移得到了控制。应该说还算比较乐观。

每个月仅靶向药就15000元的药费还是压力不小,不得已我托朋友从印度捎来6个月的仿制易瑞沙。带着药,坐高铁将母亲送回老家。我们在三舅居住的镇上停留了几个小时,一起吃了顿晚饭。三舅和三舅妈说母亲红光满面,比原先还胖了些,不像个病人。母亲听了很受用。

我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执意回老家,她有一桩大心愿未了。

过年

母亲回到老家,依然和姐姐一起住在镇卫生院。姐姐电话里说母亲吃了靶向药和冬虫夏草,感觉不错,饭量很好。听此我略微放心,只祈求上苍给她更多一点时光。

2016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廿七,母亲上七十六岁的生日。我于前一天傍晚赶到老家,第二天,留在湖南的舅舅、姨妈都过来了,在姐姐的家中办了一桌家宴为她祝寿。

姐姐所在的卫生院,父亲曾当过多年的院长。父母三个儿子中,我于这个卫生院最有感情。只有我在乡中学读初中时,随父亲住在卫生院,三兄弟少年时,父亲也最看重我。我记得父亲总是关照伙房的孙师傅隔三岔五给我开个小灶,炖点猪尾巴、猪头肉什么的。

那天早晨,我踱步到几百米外的初中学校,周六校内没有学生,操场上空空荡荡的,校门前的两排香樟树是我离校后栽种的。三十多年归来,当初的少年已是中年我遥望远处雪峰山余脉板竹山,前两天山区下了一场早雪。此刻云开雪霁,在阳光的照耀下,苍色的山峦装点着白雪,分外娇娆,和我少年的记忆一样美好。那时候,父母好强壮,我以为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

一晃,父亲故去了,患了癌症的母亲也来日无多。恨流年无情,幸山川依旧。

回乡为母亲祝寿前,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午吃饭时,我吐露出我的想法。我愿意拿出一笔钱将老宅推倒,重建一栋房子。马上和哥哥和弟弟商量,姐姐和姐夫不用出钱,得劳烦他俩操心费力。

好几年前,母亲就念叨老屋要重盖,否则等她和父亲走了,我们兄弟三人的户口都不在老家,等泥砖屋一倒,那个风水宝地一定会被别人占去。

父亲生前坚决反对重盖老家的房子,他一向把赚钱和置产看得很淡,而且认为儿子都在外面工作,花那么多钱盖房是浪费。父亲一直多病,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倒下,全家不可能集中精力来盖房。我也曾找人咨询过,将原来的土坯屋不动结构,只换梁柱、用钢筋加固,再搞好内装修,预算下来也得二十万左右,工程不亚于推倒重建。这事便搁下来了。

母亲诊断为癌症后,我知道如果答应母亲,在她生命最后的时期盖一栋新楼房,对其心情舒畅大有益处,也为她的人生,不留最大的遗憾。

接着和哥哥、弟弟商量,他们不反对。兴高采烈的母亲马上找地仙来看,地仙算了一下,今年山向不空,要等到来年阴历七月才能开工。

2013年我在县城一个不错的楼盘为父母买了一套三居室,2014年国庆节乔迁。父亲在这套房子过了一个春节,母亲在这套房子过了三个春节。

2017年春节前,我们三兄弟都带着妻儿回到了县城这套房子,陪母亲过年,老家那栋年久失修的土砖屋,居住条件实在是太差!让城里长大的儿媳和孙子孙女最难忍受的是臭烘烘的旱厕。

春节前两天,姐姐的长子、在广州工作的大外甥回老家办结婚酒,他妻子已经怀上几个月的身孕了。这位大外甥是母亲孙辈中的老大,在我家老宅里长大,也是陪伴我父母时间最长的孙辈。

婚礼上,大哥代表新郎新娘的诸舅致辞,当外甥夫妻俩走到外婆跟前祝福敬酒时,我的母亲笑逐颜开。

治疗方面也传来好消息,靶向药易瑞沙价格已降到7600多元一个月,该药在湖南从2017年元月开始进了医保,母亲入了新农合,患者负担药费的40%,也就是说一个月只需要支出3000来元,也就没必要再吃印度的仿制药了。

这个春节,母亲很快乐。我们都知道,她的余生在等两件事:第四代降生和盖起新房子。

全家除了在国外留学的侄女全回来陪母亲过2017年春节

复查

2017年春节过后,我回到北京。前半年波澜不惊,大外甥生了一个儿子,母亲如愿地抱上了重外孙。3月份姐姐陪母亲去市人民医院检查,状况还不错。

到了6月中旬,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母亲的食欲下降,开始消瘦,淋巴结有些肿大,睡觉时说骨头痛。我担心很有可能对易瑞沙有了耐药性。母亲要求来北京宣武医院做一年的复查,我正好在6月底要去日本做一旬的采访,只能让她在7月中旬到北京复查。

母亲不让我回家迎接她,说她一个人完全可以来京。我只好同意,给她买了邵阳至长沙南、长沙南至北京西的联程高铁票。姐夫将她送到高铁车厢,到了长沙南后,又麻烦多年的好友兼邵阳同乡、长沙南站的李书记派人接着,安排在贵宾室休息、吃中饭,然后再送上去北京的高铁。而下午我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迎候老母亲。

我心里清楚,这应该是母亲最后一次来北京了,却让她独自一人坐了大半天的车。

宣武医院的胡牧大夫正在外面出一个长差,好不容易挂上了他的号。在去宣武医院复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陪着母亲在小区溜达,到北京一些她以前没去过的小景点转转。小区一些儿子的小伙伴的奶奶或姥姥,和母亲相熟,也知道她患了肺癌。此番见面,分外亲切,寒暄片刻时便是安慰母亲,说她精神很不错,癌症没那么可怕云云。

儿子已经被东城区一所最古老的小学录取,我把学校附近一处小平房作了改造,添置了一张上下床,上下水管道进行了疏通,准备开学后,周一至周四晚上让老婆陪着孩子住这,周五放学再回朝阳区的家。

母亲听说后,一定要去看看,她说她从没到过我的这处小平房。7月24日,我和妻儿,陪着老太太从地铁6号线南锣鼓巷出来,从南至北逛了这条熙熙攘攘、游客摩肩接踵的步行街,然后向东拐进了前圆恩寺胡同。胡同里非常整洁,没有一辆机动车停泊,沿着墙根盛开着一盆盆的鲜花,胡同两旁的国槐遮住了炽烈的阳光。母亲觉得这处不同寻常,问‌‌“这个胡同怎么这么安静呀‌‌”?我告诉她这地方有个院落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老母亲,她直说‌‌“难怪‌‌”。

从前圆恩寺胡同出来,过交道口南大街,我们又向南拐了个弯,进了府学胡同,儿子拉着奶奶在他9月1日就将入学的校门口合了个影。最后我们穿过文丞相胡同,抵达我那处小平房。母亲坐在床上歇息,说:‌‌“这地方闹中取静,在北京中心地带有这么个落脚点,很好很好。‌‌”然后鼓励一番孙子要好好读书,说你的条件比你爸爸小时候好得太多了,又开始痛说我6岁开始就看一头水牛,早晨放牛回家才能去学校上学。

在我儿子的心目中,放牛还真不是一件苦差使,他很向往。

祖孙俩在孙儿即将入学的校门口留影

7月26日,我和母亲去宣武医院找到了胡牧大夫,上一周母亲在这个医院做的CT片子已经出来了。大夫对照了现在的片子和3月份在老家市人民医院照的片子,支开了母亲。对我说:‌‌“易瑞沙产生耐药性的可能性很大。肝部的阴影增加,说明癌细胞在肝部有扩散,肺部的病灶倒没什么变化。‌‌”他的建议是:先做一个核磁共振,看肿瘤转移到头部的状况,然后明天来办住院,再做一次肺部穿刺取活检,进行基因检测看是否适应新一代靶向药泰瑞沙(AZD9291)。

我正和医生谈话,性急的母亲在外面等不及,推门而进,正听到可能要换药,就问医生:‌‌“新药一个月要多少钱?‌‌”医生回答说:‌‌“5万多。‌‌”

听闻此言,母亲似乎跌倒冰窖里。我们出门时还在喃喃自语‌‌“一个月5万多哪吃得起?‌‌”我安慰她说‌‌“吃4个月后药厂可以送8个月‌‌”。我给她交完核磁共振的钱,等待下一周来检查,然后开车回家打电话和哥哥、姐姐、弟弟商量母亲再在宣武医院住院的时。

那一晚母亲应该没怎么睡觉,第二天早上她说她不想再住院了,也不去做核磁共振了,回老家建房子。

是不是让母亲在北京住院,再做一次穿刺取活检,我和兄弟姐妹也非常纠结。住院取活检物,花钱倒是其次,母亲要上一次手术台,她能否承受得起?如果基因检测结果新一代靶向药无效,这一刀等于白挨了,剩下的办法只能是放化疗,她一直说不做化疗。而且更让母亲能以接受的,即使适应泰瑞沙,那么她只能呆在北京,必须定期去宣武医院检查,4个月赠药,每个月得去见一次主治大夫。这就意味着老家的房子无法改建。

最终和母亲商议的结果是:不再在北京住院做穿刺了,送她回家,带上仿制的AZD9291‌‌“盲吃‌‌”。

网上代购印度、孟加拉靶向药的人很多,我找到了一位常住上海的先生,微信上一交流,十几年前在天涯社区时就是我的忠实读者,我想不至于骗我吧。于是,让他快递了两盒孟加拉药厂生产的AZD9291,于7月底我送母亲回到了湖南。

坐在回乡的高铁上,母亲一路无言,她可能想到自己此生再不会来北京了。

建房

母亲在老家开始吃孟加拉生产的泰瑞沙,前一周感觉有些恶心,皮肤又开始瘙痒。问给我带药的那位先生,他说正常反应。两周后,原来的淋巴结肿块消失,应该说‌‌“盲吃‌‌”有了作用,去市人民医院做CT,肺部肿瘤也没有增大。

母亲把全副精力放在了建房。她知道时不我待,以她的名义向镇国土所递交了老屋改建的报告,并将工程承包给我的一位本家叔叔。

2017年9月9日(农历七月三十),地仙说是黄道吉日,那天举行了新屋开工仪式。前一天我正好在杭州参加阿里十八周岁的年会,于是在当天赶回了老家,看到地脚梁已经浇筑好。母亲住在旁边还未拆除的三间小平房里,兴致勃勃地在现场监工。

我们兄弟给的第一笔建房款母亲自己保管,买料、运货、付款她自己筹划,不假他人之手。她早就叮嘱过承包工程的族叔,她要死在新建的房子里,工程决不能耽误。房子建得很快。

到了10月下旬,母亲头开始间歇性疼痛,我和姐姐认为这是癌细泡在脑袋扩散,再加上操劳的缘故。对母亲只能说是她以前的神经性头痛的老毛病复发,让她不要操劳。于是她把钱款管理和监工的职责全部移交给姐夫,自己不得不呆在镇医院休养。

10月29日,我去长沙办事,说到回了趟老家,看到房子已经盖好第二层了,母亲饭量大减,但尚能强打精神,抱着重外孙逗笑。

抱着重外孙

抢救

2017年11月中旬,姐姐来电话说,母亲的情况很不好了。腹部有一个大肿块,可以摸得着,几乎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稀粥喝牛奶,且多日不大便。我们估计可能进入肿瘤恶病质了,腹部的肿块极有可能是癌细胞转移到肠胃引起的,这个情况只能住院。

母亲自己也感觉到病情恶化超过了原先的想象,她一次给大舅打电话是说‌‌“后悔一定要拆掉老屋盖新屋‌‌”。她现在最担心的是老房子没有了,新房子还没有修好,她一旦离世,无法死在自家的宅子里,也无法在堂屋里办丧事——这对故乡的老人来说,这是人生的不圆满。大舅安慰她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1月27日,姐夫开车拿着母亲,在姐姐的陪同下,又住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先在普外科,通过仪器检查,肿块在大肠内,引起堵塞,故无法排便。——以前母亲的大肠内有一块息肉,短期内如此扩大,癌细胞转移到上面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天,弟弟从四川乐山开车回来了,到医院服侍母亲。自古蜀道难,他回老家的次数在三兄弟中最少,而母亲上一次去四川乐山还是弟弟的儿子出生时,整整十六年前。

就在外科和肿瘤科大夫会诊后,准备下一步治疗方案时,出大事了!

住院后母亲的肠胃得到了一定的疏通,突然胃口大开。一天晚餐让弟弟给她喂青菜,还吃了不少。吃完后那天晚上突然腹部痛得要命,喊娘喊爷,护士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行。医生前来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大肠破裂。

大肠破裂必须马上做手术,否则病人捱不过48小时。

12月4日清晨,我正在海淀办事,接到这个电话。当然意见是毫不迟疑,马上手术,由在家的姐姐或弟弟签字,大哥和大嫂已经驾车从桂林往老家赶。而我马上订了一张北京到长沙的机票,坐地铁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赶到机场。

下午1:50的飞机,拖延了2小时10分才起飞。舱门关了后,我坐在飞机上只有干着急。母亲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大哥大嫂也赶到了家。母亲究竟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一切是未定之天。听姐姐说,在推进手术台前,母亲抓住她的手,叮嘱:‌‌“千万不要把我扔到外面‌‌”。

老家风俗,死在外面的人,尸体不能运进村里办丧事,否则不利于子孙和本村人。

飞机总算起飞了,降落到长沙黄花机场时,已经是下午5点,马上拨通姐姐的电话,得知母亲手术顺利,人已经清醒,住在普外科的监护室里。

心上的一颗石头落地了,在长沙黄花机场等着我的朋友大雪封山本来打算让司机开车送我回邵阳,我一看还有6点多长沙南至邵阳的高铁,立马订了一张,让他的司机开着车往长沙南站赶。

这司机也真是专业,也幸亏不堵车,飞驰15分钟赶到了长沙南站,坐上了回邵阳的高铁。

自从北京至长沙的高铁开通后,我回湘很少坐飞机。这次为了赶时间,才买飞机票。哪想到晚点2个多小时,我若坐中午12点的高铁,在下午5点多也能到长沙南站,而且转回邵阳的车不用出站。

我的亲身经历再一次证明高铁比飞机靠谱。

晚上7:30到邵阳站,我打车直奔市第一人民医院。我和普外科的住院医生说明是患者远道从北京赶回来的儿子,特准我进入到监护室。

普通监护室的条件一般,母亲神智清楚,只是骨瘦如柴了。她看到我来很高兴,问北京的孙子还好么,上了小学一年级是否习惯。感叹自己又来医院挨了一刀。我只能安慰她。

第二天上午见到了主刀医生,这位外科大夫和我是一个家族的,两家相隔不到5公里。他介绍了母亲手术的状况,是大肠内那个肿瘤膨胀裂开,引起肠穿孔,手术时发现肝上转移的肿瘤有鹅卵石大。他认为缝合的处理还是不错的,但患者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营养情况很差,手术后恢复很困难。

到了第三天晚上,医生通知我们家属,患者的感染控制不住,白细胞偏高,呼吸困难,哮鸣音较大,必须转重症监护室。

听说要转重症监护室,母亲开始表示强烈反对。父亲三进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的情形她记得很清楚,不想受那个苦。

可是不进重症监护室,感染更难控制,而且随时可能病情恶化,一旦生命垂危,抢救起来不如ICU的条件。我们家的老熟人、重症监护室的郭主任私下里对我们实话实说,认为患者这个样子再抢救意义不大了。

可是,就这样拉回去等死?于心不忍呀。更重要的是,老家在建的新房子第三层准备封顶,还没有举行乔迁仪式,是不能把母亲拉进去的。

我们兄弟姐妹和已经从南宁回到老家守候的大舅商定:无论如何要将母亲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一周以上,家里的房子一层正在进行简单的装修。母亲在ICU期间,择日举办一个过伙仪式,然后再把母亲接回去。

哥哥将我们马上装修好新房一层举办完乔迁仪式的打算告诉母亲,她点头,同意进ICU。母亲知道,进了这里面,虽然花钱多,但维持十天半月的生命是没问题的。

郭大夫对我们说:进了ICU后,先不上呼吸机,观察。但一旦情况不好,随时可能上呼吸机,你们家属愿意吗?如果最终脱不了呼吸机怎么办?

我们的回答是:那也没办法,就只能戴着车载呼吸机回家了。

果然,进到ICU后第二天,医生说必须上呼吸机,家属进去一个给老太太做做工作。哥哥换上消毒服,进去给母亲交谈了一番。母亲先说儿女们骗她进到这里受罪。哥哥对她说看了日子,新屋过几天就过伙,过完伙就接她回家。她这才不得不同意插管。

母亲在医院抢救的日子,新屋一层的装修也快速进行。门、窗已经安好,墙壁在半个月前已经拉好了水泥毛坯。找师傅将堂屋匆匆刷了一遍白腻子,安上神龛。

找先生看日子,十月廿一(公历12月8日)日子好,适合乔迁。

我自己草草写了副对联张贴堂屋大门两边,在门楣上则贴上我写的‌‌“陇西堂‌‌”三个大字。那天凌晨,我们兄弟姐妹将火种接到新屋里点着,烧旺。当屠夫的二姨父赶了一头大肥猪进了堂屋,当场宰杀,寓意红红火火。屋外的院落里鞭炮齐鸣,焰火冲天。我想起躺在30公里外市第一人民医院ICU里的母亲,这一刻她是否有所感应?她此生最后的梦总算圆了。

新屋过伙堂屋杀猪祈福

中午,叔父、舅父、姨妈等亲戚和族人来道贺,新屋内摆下十几桌酒席。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急急忙忙过伙是为了什么,大家都在强颜装笑。

酒席散后的下午,我们开车到医院,征求医生同意,姐姐进到重症监护室,将过伙仪式和酒席的视频和照片放给母亲看,插着管子的她露出一点笑容。

过伙后,我和弟弟开车到集市上,选了一种地板砖拉回来。师傅两天内将一层的堂屋和三个卧室的地砖全部铺好。

一切就绪,就等着接母亲回家。

12月14日是母亲上七十七岁的生日,她在ICU中度过。病房中传来好消息,母亲能脱下呼吸机自主呼吸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就在这一天,妻子带着儿子回到了老家,准备迎接母亲出院。

12月16日下午1点,我们全家到医院,租了一辆救护车,接着母亲往家赶。母亲还带着导尿管平躺在车上,我和姐姐在救护车上陪着她,哥哥和弟弟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在前面开道。

母亲呼吸平稳,我一路上报地名:过资江大桥了,到了长阳铺了,到小塘镇了,能看到我们家新屋了……

谢天谢地,总算把母亲平安地接回来,进了为她布置好的卧室,开着制氧机给她输氧。

卧室朝阳,摊了两张床,一张她躺的,另一张是我们侍候她的子女晚上躺的。同时开了三个电暖器将卧室烤了好几天,可还是很潮湿。母亲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了句:‌‌“砖匠师傅怎么做的工夫?腻子一点都没刮白。‌‌”

我们笑了,告诉她几间卧室来不及挂腻子了,只能是水泥墙将就着。

去世

母亲回家后,接连几天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虽然对她的休养有所打扰,但乡亲们和亲戚们的一片好意,没法子阻挡。

12月19日,我和弟弟看着母亲的病情有所稳定,便回到了北京和四川,年底毕竟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大哥和大嫂仍然留在家里看守。

12月24日大清早,我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母亲看来真不行了,已经昏迷,姐姐依照在四川华西医院当医生的一位堂舅妈吩咐,正在抢救。他让我和弟弟马上回来。

这回,我买了张上午9点的高铁票,到长沙南时下午2:40。又是好友大雪封山带着司机接上我,直接走高速往我家的村子里奔驰。一路打电话给姐姐,听说情况有所好转。

我晚上7点到了家,弟弟晚上9点进屋。老太太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但只能点头,摇头。我当时想,大概母亲不可能恢复语言能力了。

第二天出现了‌‌“奇迹‌‌”,母亲能说话了。第三天,可以进一些流食。看上去比较乐观,哥哥和嫂嫂便开车回桂林,作为一位公家单位的负责人,大哥还有精准扶贫的任务,年底要去他所承包的贫困户走访、慰问。

我和弟弟陪服母亲的那一周多,母亲能够坐起来进食,拿毛巾给自己洗脸。太阳出来时我们将她扶到轮椅上,推着她在堂屋内外转悠。可一到晚上不输液时,她就很难受,每次给她接大小便,都是对她的一次折磨。好几次她对我和弟弟说:‌‌“崽呀,别救我了。我受苦你们也受累。‌‌”有一次她坐在轮椅上时,突然对我和弟弟交待一句:‌‌“你们看到我快不行时,马上扶我到床上困下来,莫要让我坐着去呀!‌‌”

湘中风俗,老人躺着去世才算吉利,像和尚那样坐化据说不利子孙。

2018年元旦小长假,哥哥和嫂子又开车回老家了。看着儿女几个全在身边,母亲很高兴。2017年12月31日晚餐,是阳历年的年夜饭。以往母亲不重视,这次她说要好好地过这个阳历年,这是在新屋里第一个阳历年,要祭祖。

我们按照她的叮嘱祭祀完祖先后,把她推到堂屋里,坐在上席,象征性地吃了几口饭,强打精神看着我们喝酒吃肉。这是母亲和全家人一起共进的最后一餐饭。

2017年阳历岁末年夜饭

2018年元月2日,我和弟弟又离开老家回单位,留着哥哥和嫂子在老家,我对大哥说,过一周左右我再回来替你。当时母亲手术的伤口愈合很好,开始能吃稀饭、鸡蛋羹和水果了,我们揣测她拖到过春节问题不大。

元月2日晚上到了北京,到了5日,正是周五,我心神不定,总感觉到有什么在挠心抓肺,没告诉哥哥和姐姐,就在12306上订了一张高铁票。

第二天上午9点坐上到长沙南的高铁,那天正好中原大雪,车一过郑州就放慢速度,晚点1个半小时才到长沙南,我先前预订的长沙南至邵阳的高铁已经开走了。

不得已,只得找长沙南站的朋友,好不容易补上一张晚上5:49的G6483,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今晚必须回到家。

晚上7:23车到邵阳站。我用某叫车软件打上一辆车,刚一坐上,这位小伙子就和我商量:‌‌“哥咱能不能走上两公里就结账?然后剩下的路程你给我现金。‌‌”我懂了,是因为平台管理费太高。天阴冷阴冷的,还有点小雨,我就不计较这个了,便同意他了,平台计费7.5元后,点击服务结束。商定把我送到家后再给他90元现金。

从邵阳车站回我家的村子,大半是山路,有一段还正在修路。这小伙开了一辆新的别克车,坑坑洼洼地颠了一个小时,到了我家屋后。我给了他一百元的钞票,说别找了。小伙开始还说不行,说好了只给我90元,我不能占你便宜。‌‌“别争了,这山路不好走,你也不容易。‌‌”小伙高兴地说了句‌‌“老板发财‌‌”,开车回城。

我走进家门后,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都大为惊讶,对躺在床上的母亲说:‌‌“李勇又回来啦,才去北京三天哟。‌‌”母亲这时候已经有些迷糊,但能认出我,我喊她的时候,她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起来去母亲的卧室看她,旁边床上的姐姐也醒来了。一看母亲情况不对,呼吸困难,已经不能说话了。睡在旁边小平房的哥哥、嫂嫂本来正在下面条,准备吃完早餐后回桂林。一看这情形,觉得大事不妙。姐姐想给母亲打吊针抢救,针头已经钻不进血管了。

2018年元月7日早上7:03,劳累一生的母亲与世长辞。我们按照风俗马上在旁边用铁锅烧纸钱送她上路,在院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村里的族人报信。

听到鞭炮声后,族人们三三两两自动过来了,开始帮助料理丧事。

悲伤之余,我庆幸自己做了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能在前一天晚上赶到母亲的床前送终。

苏东坡在《墨妙亭记》中言:‌‌“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时,我就知道她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做的一切,只是想尽量延长她的生命,让她不留遗憾。母亲故去后的这些日子,我常常在半夜2、3点惊醒,然后再难以入睡。我一次次复盘母亲的病确诊后,我们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是否真的尽人事了?如果2017年7月把她强行留在北京住院,再做基因检测,而不是回老家盖房。是不是能再让她多活几个月?可这样做,对她而言,是不是符合她的心愿?

我想不出答案,只是感叹铁桥那句话说得很对:‌‌“最难的是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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