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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该被讽刺为“孙大炮”

孙中山在檀香山宣传革命的旧址孙中山在檀香山宣传革命的旧址

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孙大炮”,其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袁氏当国》一书,说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至于“孙大炮”一词的内涵,今人多认为名副其实,如有网友说,“用在这人身上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孙中山那么大名气……好说空话忽悠人,实际办成的没几件”。

揆诸史料,以上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

所谓“大炮”,来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孙中山给人留下“车大炮”的印象,始于他在海外宣传革命时期。当时华侨上层人士多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使革命党的活动难以开展。1910年,孙中山在芝加哥拜访华侨时,一个开洗衣店的华侨对他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①这位华侨显然是用“车大炮”质疑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

此外,孙中山被视为“车大炮”,还和他民国初年提出的《建国方略》有关。胡适即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②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也有回应这种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这些建国计划中,铁路问题是最为人所诟病的。有人回忆,“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分子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③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

孙中山自己,也常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一绰号自我调侃

对于“孙大炮”的政治含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反孙者将“孙大炮”作为一种侮辱性称呼,视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车大炮”这个称号也随之被带回国内,并进一步变为“孙大炮”,成为政敌对他的常用蔑称。1913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在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表现的还是“从容如常”。④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⑤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畴则回忆,陈炯明不满孙中山,“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⑥显然,在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挺孙者认为“孙大炮”绰号表现了孙中山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孙中山自己也不因有这样一个绰号而生气

在孙中山党人、政敌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1919年,陈独秀在文章中说,“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这里,陈独秀是用“孙大炮”形容孙的理想主义。

1926年,张友渔曾甚至撰文为“孙大炮”这个绰号辩护,说“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⑦在这里,“孙大炮”被视为了一种赞美。

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并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在演讲开始时,特意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后,孙中山发表演说时,也提到:“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变为泥粉。”⑧

胡适: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为理想家,不是实行家

·在革命理想方面,孙中山毕生都在身体力行,努力要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

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如1918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对参与非常国会的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⑨

事实上,孙中山毕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所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

·至于孙中山最为人诟病的“十万英里铁路计划”,其实也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离谱

孙中山的“十万英里铁路计划”,是今人嘲笑其乃“孙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据。常见的意见有二:1、孙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过浮夸,须知,至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才突破11.2万公里。2、孙刊登在《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孙的铁路计划之里程,有两个重要数据。一是1912-1913年间,孙多次对外宣传“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二是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所设想的“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据孙的描述,其设计的铁路系统,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

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日后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都远没有达到孙的期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孙被称为“孙大炮”,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孙当年特别参考了美国铁路的发展史——譬如,孙曾声称“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哩,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考虑到美国在1880-1890年间,所建造的铁路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而孙又一再强调自己的建设计划的核心,旨在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经营权,引入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乃至日本资本来为中国修筑铁路,则所谓十年建造“二十万里”、“十万英里”的铁路,虽然不太现实,却也还算不上非常离谱。

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非常多不专业的地方。端纳曾陪伴孙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端纳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孙在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仅此而已。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

最后,关于“孙大炮”这段历史公案,不妨以胡适对孙的评价作结: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⑩

注释

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②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③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④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⑤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⑥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⑦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⑧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⑨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74、75页;⑩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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