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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引导者

连续多天谈中国的政治变局,留言中就有人问:中国如此,香港特区政府亦步亦趋,中共对香港实行“全面管治权”,建制派控制了立法会,媒体绝大部份已归边,年轻人的抗争被政府利用司法打压得一蹶不振,民主派无论在议会还是在示威街头都显得有气无力。在眼看香港急速沦落的情况下,一个清醒的、不愿随波逐流的香港人应该如何自处?

早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我对香港前景就从来没有乐观过,对中国的前景也一样。现在并没有比那时更悲观。通常人的悲观,一定伴随着行为的趋于消极。香港自伞运的诉求失败以来,市民被引发的积极参与的抗争热情,等于被泼了冷水。年轻人的行动抗争,被激发出的自决、港独诉求,尽管极为微弱,但不只被中共港共无情打压,也因为一些民主派的主动割席,给积极参与或支持民主的市民再泼一次冰水。整个形势莫说香港人争取命运自主,即使想维持九七之初的港人治港,也会越行越远并可能无疾而终了。

但形势不乐观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为了人权而抗争的大部份状态。在无数次、又不知多长久的黑暗之后,一些地方的人逐渐争得应有权利,而且是一点一滴地取得的。在黑不见天的日子,抗争者、支持者也都会消极。

那么,谁是人类的唯一引导者呢?邱吉尔说,“就是他的良心”。

存在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荒谬的,悲观的,对人类和人性了解越多,越无法乐观。但存在主义不认为我们应该消极,而是每时每刻,都要积极掌握自己现有的存在,在良心引导下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不问成败得失,只问是非对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说: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不得不选择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助纣为虐。

在大陆的恶劣环境下,对人的要求标准会越降越低,但不同的人在不同处境下还是会受些微的或残存的良心引导。

我前面说,在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以来,即使民主派在选举中获压倒胜利,我也没有乐观过,但我一直受良心导引,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这篇文章想说的是最后这一句:如果你是补选区的选民,这个星期天一定要去投票。不必含泪,但凭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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