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后来出任驻美大使。
驻美大使时期的胡适是非常忙碌的，但胡适毕竟是学者，一有闲暇就把时间用在读书上。1941年8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读《正午的黑暗》一书的感受：
“读完了Darkness at Noon。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描写很有力量。我劝鲠生读此书。”
Darkness at Noon一书其实就是《正午的黑暗》，这本书的作者是阿瑟·库斯勒。此书比较早地描写了苏俄极权主义，影响深远。不少当时思想左倾、迷恋苏俄的知识分子，后来就因为看了《正午的黑暗》而对苏俄产生了怀疑。
胡适在读此书之前，也曾一度对苏联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当他在游历苏俄的时候，曾写过一些文章来赞颂苏俄。对于苏俄的大清洗与红色恐怖，胡适在跟基督徒谢福芸交流时，还曾站在苏俄这一边，认为西方舆论所报道的苏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他一度赞赏此时苏俄的教育制度。
而在读了这本披露苏俄极权主义的书之后，胡适对苏俄产生了警惕与怀疑。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记中，胡适认为他的朋友对斯大林的评价颇有味：
“Col. C.谈Stalin的一些故事，颇有味，他说，Stalin是今日全世界第一个dictator，Hitler不足比其残忍，然其人确有机智，能转变，故能久专权而不败。”
胡适曾将《正午的黑暗》推荐给和他一起去美国的法学家周鲠生。周鲠生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不过，后来在对苏俄的判断上，胡适与周鲠生产生了重要分歧。
据智效民《从一场争论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介绍，1948年，周鲠生在《中央周刊》发表了《历史要重演吗？》。文中，周鲠生对二战胜利后西方国家大力扶持日本与德国以抵制苏俄的做法表示了异议。
为此，胡适写了《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与周鲠生青睐苏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苏俄，胡适已经充满警觉，在这封信中，胡适写道：
“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场论争之后不久，在朝代鼎革之际，胡适最终选择了离开，而此时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则选择留了下来。
留在大陆的周鲠生，还曾于1950年代，通过在欧洲的陈源，劝胡适回大陆看看。陈源在给胡适的信中，转述了周鲠生对胡适的这种希望，信中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还说可以保障胡适来去自由等。
对于周鲠生的劝说，胡适毫不心动。在信旁，胡适曾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又是我？”
其实，在胡适与周鲠生争论之前的1946年，胡适还读了一本反苏俄的书。胡适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读Kravchenko's I Chose Freedom，很受震动！此君原是苏俄驻美采办委员会的金类专家，1944年他偷跑了，来到纽约避祸，向报界谈话，请求舆论的保护。”
此书是他的自传，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甚有力量。
读过克兰钦可（Kravchenko）的《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的胡适对苏俄内部的残忍与恐怖有了新的认识，并对那些为了自由而流亡中国的白俄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与敬意。据后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白俄”的态度。胡思杜写道：
“全国胜利来临时，他（胡适）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留居异土之可贵’”。
当时，胡适看的《我选择自由》是英文版，此书在1947年即由当时的民治出版社出版，译名为《我选择了自由》。
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还曾用这本书来劝说史学家陈垣离开北平。1949年4月，陈垣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曾回忆说：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我选择自由》为证，胡适对北平将来的分析之所以在陈垣的脑中起很大的作用，也与陈垣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有关。在《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陈垣曾写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这里陈垣阐释的其实就是：当邦国无道的时候，对于小民而言，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逝将去汝，适彼乐国”。
然而，如果陈垣同意胡适的判断，为什么最终他却选择留下，并在1949年致胡适的公开信中称其为“错误的思想”呢？要知道，当时陈垣是国民政府抢救学人名单里的重点人物，有很好的机会离开。
陈垣之所以选择留下，除了年老力衰不想再动之外，还可能与刘乃和有关。据邓瑞全《陈垣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的前前后后》一文介绍，刘乃和是陈垣的学生，也是他的学术助手，此外，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据悉，当国民政府抢救学人的飞机来接陈垣的当天，陈垣秘密离开了自己的家，躲到了刘乃和的家中。而且，陈垣后来所写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其实也是刘乃和帮助陈垣写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听闻苏俄革命的消息时，胡适曾欣喜地写下《沁园春·苏俄万岁》的诗词，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与人生的体验，胡适对苏俄的判断也产生了重大转变。胡适也曾把这些他所读过的有利于判断苏俄的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例如周鲠生、陈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选择的时刻，陈垣、周鲠生都做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抉择。
我们是否可以说，对于一个人而言，从某种程度上，“选择了不一样的书籍就是选择了不同的命运”？就像1940年代的中国，有人喜欢上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有人则青睐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
2014年0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