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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的儿科

大年三十晚七时许,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李龙总算在年夜饭前赶回了辽宁鞍山的老家。这时,700多公里外的北京诊室中,送来了一名被提前剖腹产的胎儿。胎儿的肺部有一个巨大的肿瘤在迅速扩张,压迫了心脏和肺,导致他无法自主呼吸,情况危急。第二天早上九点,李龙接到电话,立即驱车回京。

儿研所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资源,成功切除肿瘤,但胎儿术后一直处于低血压的休克状态,循环功能非常差,最后死于心脏衰竭。李龙没有时间为此悲伤,六楼的普外科病房还有很多重疾患者等着他。他今年的春节假期只有不到14个小时。

紧缺的儿科医疗资源

李龙主管的普外科病房规定安放的病床数量是45张,如今却住了将近100个病儿,还有相当多的病人收不进来,只能天天排队等着。普外科有29名医生,58名护士,平均每名医生照顾的病人数量将近30个。李龙说,在医疗资源分配均匀的发达国家,一名儿科医生最多负责五到六名病人。

《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患者与儿科医生的配比关系是2300∶1。而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等2016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根据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中国儿科医生数量目前缺口将近9万名。

今年全国两会,儿研所新生儿内科副主任米荣作为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呼吁增加儿科资源配置的议案。她提到,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当前人口年龄分布以20-34岁为主,人群正值婚育最佳年龄,今后九年可能迎来第四次婴儿潮,加上‌‌“全面二孩‌‌”政策推开,儿科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状将雪上加霜,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会愈发突出。

疲惫的医护人员

每天早上五点二十分,儿研所手术室护士鞠文倩的闹钟就会准时响起。来自河南周口的她在儿研所没有编制,为了房租便宜,租住在离医院20多公里外的昌平,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共三小时。如果加班到晚上十点多,鞠文倩干脆不回家,就在更衣室的椅子上凑合一晚。

加班是家常便饭。去年医院统计,普外科的医护人员人均一年的加班时间累计长达一个月。每天七点前到岗,晚上八九点下班,李龙笑称,北京车牌限号从来限不着他。普外科一天的手术量平均超过20台,需要李龙主刀的占五分之一左右,而且都是重大疾病,耗时一般三到五个小时。56岁的李龙,还有四年就过了一名儿科医生的黄金从业年龄,‌‌“再大年龄,站台就站不住了‌‌”。

为了保持充沛体力,李龙坚持运动,每天早上醒来后先游泳半个小时,到医院后再跳十几分钟绳。每周打一次羽毛球。到了夏天,他还会到日坛公园攀岩。手术过程中,实在站不住了,他才会让护士拿来椅子。若遇到微创手术,他得艰难地操作着两个长杆状的器械,同时抬头看着屏幕,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看什么都像雪花似的。‌‌“对病人是微创,对医生是重创。‌‌”李龙说。

李龙因此患上了网球肘,去年还查出了重度的白内障。连轴转的高压工作,让医护人员都落下轻重不一的职业病。从事儿科护理15年的薛护士左手患有腱鞘炎,一疼就两三个月,手不能弯曲,只能戴着有钢板固定的护腕工作,双腿还必须穿着医院下发的弹力袜,防止站太久后静脉曲张,颈椎有时痛得甚至不能翻身和转头。

年纪稍轻的鞠文倩身体情况好一点,但有时忙了一天,她回到更衣室蹲在地上便无法动弹。经过的同事让她去休息间的沙发坐一会儿,她只能摇摇头说:‌‌“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就好。‌‌”有一次坐地铁回家,她实在是太困了,手扶着把手就睡着了,‌‌“嘣‌‌”地一下倒在了车厢里。鞠文倩没时间运动,便在网上淘来了一个200元钱的弹力床,没事儿就蹦半个小时。她也没时间交友,一放假就睡去大半天,一点不想出门。春节父亲跟她说,如果明年还是一个人回家,就打断她的腿,她只能生闷气,一句话都说不出。

不成正比的付出和收入

护士们频繁的加班,但加班费每小时只有两元钱。手术室流传着一个段子:一个儿科病房的护士加完班,午夜时分回家遭遇抢劫,只能哭着对劫匪说: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你换个人抢劫吧。

李龙说,一个成熟的儿科医生的收入,大约是成人医生的三分之一。护理本科毕业的鞠文倩,每个月2200元租房和几百元交通的费用,占到了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作为外省派遣护士,她不享受本地护士同等的五险一金待遇。鞠文倩的一个同期毕业,同样是主管护师职称的朋友在一家私立妇产科医院工作,一周规定工作时间只有40个小时,一个月的手术量才相当于她的一天,工资却比她高了好几千块钱。

然而,儿科诊疗难度却比成人高得多。孩子不会表达,只能通过家长的日常观察来断症,这对医生的临床经验要求非常高。另外,小孩器官小,皮肤细嫩,生命体征变化迅速,手术和护理难度大。如果手术稍微时间长点,技术不到位,多出一点血,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术后出血,成人,放个引流管,出几百毫升,上千毫升,问题不大,没有生命危险,而这些对小孩来讲,不用多,出50毫升,这孩子就休克了,死亡了。‌‌”李龙说。而且因为小孩小,医生开药必须慎之又慎。因此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儿科从来不是医院创收的部门,这使得儿科在综合性医院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过去几年中,一些综合性医院甚至关闭了儿科病房。

诊疗难度高,病人数量大,工作超负荷,还使得医生和病人的沟通时间不足,更容易引起医患矛盾。去年11月末,一名便血的孩子辗转多地仍无法确定病因,最后来到儿研所,普外科的医生怀疑他患上梅克尔憩室,一种先天性的消化道畸形病,于是建议剖腹探查,家长十分紧张。一天输液时,护士把下午的营养补液提前到上午十点给孩子输,引起了孩子姥姥的不满。住院医师李诗兰被护士叫到病房帮忙解释,却遭到了老人家失控的指骂和反复推搡,摔倒在地。

严重的人员流失

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加上颇高的职业风险,自然地导致儿科医护人员流失严重。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2011年至2014年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达10.7%。

1985年,李龙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那时儿研所的外科从全国招来了近100名医生,到2005年,只剩下20多个。之后的十几年间情况有所好转,但也走了30多个,大部分下海做医药代表,其中一部分从事整形美容,因为‌‌“儿科培养出来的手细,缝合得好‌‌”。

鞠文倩来到儿研所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有四五个护士离职,大部分是因为当上妈妈后,无法应付长时间的加班。

儿科医护人员短缺的根源,要追溯到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医学院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则成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其中一门课程。这说明,儿科专业招生少了,科班的医生供给也相应减少。李龙说,这些学临床医学的学生来到医院实习,接触的尽是儿科的难,自然就被吓跑了。相当部分留下来的都是被成人医院淘汰下来的,素质明显不如从前。

为应对儿科医护人员奇缺的局面,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下发通知,规定‌‌“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也就是变相的降分录取。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成人内科转儿科‌‌”的意见,引发广泛争议。

李龙认为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从根本上就不重视,资源分配不均衡‌‌”。他认为,只有建立真正高质量的儿科系,让医生有与付出匹配的地位和收入,才有可能填补缺口。

在一线工作30多年,李龙也有过不少很有吸引力的跳槽机会。但他至今仍记得小时候治好他甲沟炎的医生的‌‌“天使之手‌‌”,干净白皙,指甲又短,跟家乡鞍山常见的矿工的手有着天壤之别。出院后的那个晚上,他伏在父亲背上,看到满天繁星,听着蛙声连绵,他决定要当一名出色的儿科医生。他觉得他有责任坚守岗位,扶植新人。

鞠文倩没有这么浪漫的职业理想,她只是单纯地喜欢孩子。然而,长期繁重的工作,独自漂泊的生活,让她备感压力。她经常梦见自己辞职,坚定又快乐地坐上回家的火车。骤尔醒来,却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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