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随着毛统区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进入了尾声。而毛统区一千万左右“停课闹革命”或“留校闹革命”的大、中专学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却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四处冲击。如何安置这批为毛泽东夺权有功的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伤脑筋的问题。
1966年“文革”以来，生产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的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招收新工。同时，各类高等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也都全面陷于瘫痪，研究生、留学生的培养和选派工作也完全停顿。
兔死狗烹、弃若敝屣是毛泽东处理功臣的惯用伎俩，误导别人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中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于是，在整个毛统区掀起了一阵宣传“再教育”理论的热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题，发表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之加的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体力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毛统区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
8.5.1、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们的唯一选择，他们失去了升学成才的机会，他们求职谋生的门路被彻底断绝，被赶进了荒野（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有合适后门的人例外，这是权力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在许多地区，由于安置人员过多，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情况。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对于大多数下乡知青来说，由于生产上不能自给，生活上无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区对知青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数知青在生活上还要靠家里补贴，给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以后，1969年走向了毛泽东安排的上山下乡穷困路，穷得无钱看病，没有钱理发，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这就够痛苦的了，另一个孩子面临重蹈覆辙的命运。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压的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的孩子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线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庆霖的信中，还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干时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问题。
李庆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件，给我们留下了插队落户知青困顿生活绝对真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瞎胡闹，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不搞上山下乡。随着一批批新毕业的学生不断地涌入农村，渐渐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积重难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回城风”的强劲冲击下，只能继续靠行政命令维持着。而在人们心目中，实际已归于破产。
8.5.2、兵团知青的灾难
兵团知青别有一番灾难。在兵团的知青，物质生活没有插队知青那么困顿，但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则更加恶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殴打、被强奸，死于人为的灾难和大自然的灾难。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有如下内容：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
8.6、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8.6.1、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
8.7、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当然也概莫能外。在网上流传的文章——《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中，有如下吹捧毛泽东的内容：“他的哲学思想，让科学家、哲学家感叹弗如。”事实如何呢？且看一段荒唐搞笑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在学问不受尊重的毛泽东统治区，在浅薄的毛泽东思想奴役下，伟大的爱因斯坦受到了荒唐搞笑的有组织的批判。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书中，对此有篇幅较大、比较完整的讲述，我只摘要几点历史，读者即可管中窥豹了。
1968年3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学习班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了一篇文章《相对论批判》。该文断言：“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写成的《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印发整个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企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区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使得渺小的毛泽东思想企图压倒伟大的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的荒唐闹剧进一步现世。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再次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并进而提出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
1969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与陈伯达竞争，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积极开展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7月，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一组织听命于上海市革委会。10月初，姚文元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宣称“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1972年9月，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文章获得了姚文元的批准。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到毛泽东死亡之时还在进行。
毛泽东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啥态度？我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资料。但是，从毛泽东的三大文笔宠儿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秋天起竞相用毛泽东思想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动，以及毛统区长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其实已经不难推测毛泽东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态度了——用毛泽东思想压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用肤浅的毛泽东思想批判深奥的相对论，并且出版批判相对论的期刊，甚至要安排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一般科学家都难以窥其堂奥的相对论，甚至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批判相对论，这就是误人的导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的奴才们长期消耗大量民脂民膏，企图用渺小、庸俗、功利的毛泽东思想来压倒爱因斯坦伟大的哲学思想、科学思想，说起来真是蚍蜉撼树的搞笑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