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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26)

8.2.6、正规大学枯槁待死、业余大学杂草丛生

毛统区正常的大学全面枯槁,近乎死绝了,不正常的业余大学却如同杂草般丛生。在我的家乡广东省,1969年在校大学生仅有5272人;1970年,全省普通高校仅有10所;1976年10月前,全省挂牌的工科性“七·二一”大学(名字源自于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达1853所,农科性的“五·七”大学(名字源自于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的指示)达586所,医科性“六·二六”大学(名字源自于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有9所。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徒有其名。其他地方应该也是大同小异。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1975年12月决定在原“五七”中学校址兴办凤阳县“五七”大学。这些业余大学都是毛泽东的奴才们贯彻主子毛泽东的糊涂思想的产物。这些徒有其名的大学能出人才吗?根本不可能,这跟草丛里不可能出产木材一样的道理。

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张春桥不愧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张春桥与周荣鑫谈话的背景,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神州大地的人才资源全面枯竭,在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地球村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恰似盲人骑着瞎了眼的马进入了深水池。毛泽东知道这种严重情况吗?当然知道。1975年底,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当蒋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蒋过去曾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此时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倔强而不满地说:“我的报告三十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水平只能与小学生比。”毛泽东,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不仅要亡党,而且要亡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被抓了起来,教育革命运动接近了终点。1977年冬,被登峰造极的教育革命运动停止考试招生11年之久的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恢复考试招生。

8.3、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1月29日林彪出面,编造了毛泽东对于饿死几千万人的空前浩劫没有任何责任的谎言,那就得找一些替罪羊。等到了1962年过去、大饥荒也已经基本解除,毛泽东就着手把与几亿农民直接有关的基层干部推出去当替罪羊了。

1963年5月2-12日,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在会议之前,毛泽东认为开展“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是必要的。通过清理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多吃多占的问题,来激起饥饿的人民公社社员们的愤怒,从而转移农民们的情绪方向,产生前几年的灾难责任在于顶头小领导而不在天边的大领导毛泽东的错觉。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草案)》)。《后10条(草案)》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地主、富农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当党员、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表现。这些条文,增加了下面人斗人的混乱,也就增加了毛泽东意在鱼目混珠、李代桃僵戏法的成功。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10条(修正草案)》)。《后10条(修正草案)》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制造的《桃源经验》下发后,开展社教运动的社队,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形成了广大基层干部人人“过关”的局面。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主持修改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这个《23条》,在四清的内容上又升级了,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最先的四清只是升级后的四清之一(清经济)而已。对于形势的判断,首先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解决办法自然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了。

文革十年浩劫,非常重要的一条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精华——“以阶级斗争为纲”。

8.3.1、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鄙人从1967年上小学不久就知道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面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来历及毛泽东的应用,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几条“阶级斗争”最高指示的来历。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当然了,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不准参加会议的了。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

8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引向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为中心问题。这就避免了实际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问题可能给毛泽东带来的尴尬,毕竟1958年以来的毛泽东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结束,庐山会议打下去的彭德怀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仍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讲话:“……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此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了文件。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候补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33人列席了会议。5位中央委员——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准参加会议。

毛泽东主宰了八届十中全会。24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

全会在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影响下,继北戴河会议,接着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并认为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又一个“反党集团”。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了经毛泽东审定改写的公报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2月1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点。

毛泽东使用“阶级斗争”进行权力斗争,比孙悟空用金箍棒打架还好使,确实是“一抓就灵”——毛泽东用阶级斗争为武器,1959年巩固了打倒彭德怀的成果,1966年起达到个人崇拜新高度,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76年再次打倒了邓小平。

8.3.2、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主席语录:“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日报》1976年5月17日、6月17日等日子刊登在第一版报眼位置)

2008年8月8日我审阅这段文字的时候,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有三十年时间没有上演人斗人的悲剧、闹剧了,总体而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不斗行吗”的质疑实在是荒唐透顶。如果继续存在“不斗不行”的思想,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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