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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21年“红通”梦魇, 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现身华盛顿

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发布会。(美国之音萧雨拍摄)

一位近日被国际刑警组织撤销“红色通报”的知名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三(3月7日)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感谢各界的不懈努力,让他获得迟到21年的正义。

现年50岁的多里坤·艾沙是一名主张新疆自决的活动人士。1988年,他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维吾尔学生民主运动,事后被软禁并被新疆大学开除。上世纪90年代他逃离中国,1996年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后加入德国国籍。目前他担任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艾沙向美国之音这样讲述他第一次得知自己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告”的故事:

1999年,中国知名人权捍卫者魏京生请他出席一个在德国举办的会议,介绍新疆的人权状况。那时他还没有德国护照,需要去法兰克福领事馆申请签证。

艾沙回忆说:“在我等签证的时候,突然他们的保安把我带走。我说怎么回事?当时有德国警察在外面等我。他说,这边有一点误会,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警察局?我说可以。在警察局,他给我看了一个Interpol(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 我很吃惊,中国政府领导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是为了逮捕、遣返逃犯而发出的警报系统,根据追捕逃犯国家的请求发出。不过,它并不是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因应。

当时艾沙问,这个“通缉令”是什么时候发出的?警察说是1997年。

艾沙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恐怖分子”的说法,“那个时候说多里坤是杀人犯、抢劫犯”。

“我也不知道我杀了什么人,” 他笑着补充道。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后,中国当局掀起了一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 “三股势力”的运动。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开始将艾沙和一些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为“恐怖分子”。

那一次,德国警察在审查过他的资料后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学生领袖,正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你没有问题,可以走了,但是以后去别的国家要小心,因为每个国家对待“红色通告”的政策不同。

这纸“红色通告”在他头顶一悬就是21年,他也因此在世界多个城市的机场被扣押,有时被直接送上返回慕尼黑的飞机,有时因为拿不到签证被迫取消行程。最近的一次是去年8月,他在罗马被警察拦截,带到警局询问了几个小时。警方说,他们是依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办事。

国际人权组织“公平审判权利”说,艾沙倡导维吾尔人通过和平、非暴力、民主的手段获得民族自决。因为这些努力,他被中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这个致力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非政府组织从2009年起开始就艾沙的案子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但是很多年间,该组织拒绝提出任何信息。

“他们只是回答说,对不起,中国不让我们提供任何信息,” “公平审判权利”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吕蓓卡·莎弗尔说。

莎弗尔说,直到近期,国际刑警组织内部一个独立的、负责处理投诉的监察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艾沙的“红色通告”才得以被重新审视。

“国际刑警组织发现,中国提出的理由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她说。

2月20日,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发布通告,撤销对艾沙的“红色通告”。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称将就此与国际刑警组织进一步沟通。

“公平审判权利”的莎弗尔说,上个星期,在他们的努力下,还有三人的“红色通告”被撤销,但这些都只是沧海一粟。她说,仅去年一年,国际刑警组织就发布了2万6000个“红通”,加上之前累积下来的8万5000个,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监察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逐一审查这些案子,没人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同样是到受政治驱动的。

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的”组织。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更让其声誉陷于危机。

今年早些时候,“人权观察”发布报告,敦促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政府拒绝中国滥用“红色通报”。

“21年真的太久了,” 理查森望着坐在身旁的艾沙说,“但正义总算还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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