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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1967年12月8日,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天,我们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经风雨见世面的崇高理想,从北京奔赴北大荒。这一年,我们十七岁。

我们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来年,还有的扎根当地,直到今天。我们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奉献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张扬了理想与狂热,度过了百般磨难的蹉跎岁月。每每回忆,都充满眷恋与遗憾、亲切与怨恨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情。

在那一页页的回忆中,常常袭上我们心头的,就是我们连里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还不少,就在我经历的六年中,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个。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远离北京数千里,那种令我们有些厌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淡了许多。没有武斗,也没有造反派组织。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的年代,哪个地方可以逃脱厄运呢?是啊,只要你有点个性,或者一不留神,就会带上这个可怕的光环,让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介绍吧。

第一个,遗留的反革命:王廷举

我们被分配在绥滨农场第三生产队,后来改为建设兵团时叫九团八连。不久的一天,连里安排我们在连部附近挖土,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一位老职工(我们对知青来之前的农场职工的称呼),叫王廷举。什么?!“王连举”?!我们都笑起来,谁都知道,王连举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他俩就差一个字。连里领导说,你们别笑了,王廷举就是反革命,还是现行的。你们要好好监督他劳动。

我们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现行反革命”看起来三十来岁,怎么当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时,我们见过不少“反革命”,也亲自斗过“反革命”,所以并不觉得神秘。一边干活,就一边与王廷举聊天,加上以后侧面打听,才知道了这个“反革命”的来历。

原来,在那个处处都是“红海洋”的时代,人人都必须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政治道具,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甚至吃饭都离不开它。一次,王廷举漫不经心地翻看这本小书,并且拿支笔随意写划着。他想起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就试图把他写下来。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么写了,写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写了诗句作者的名字:毛泽东。连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这还了得!王廷举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他面临的,必然是调换工作(只能干“黑五类”干的活)、监督劳动和无休止的批斗……

王廷举毕竟是我们到农场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并且居然是我们知青中的一个。

第二个,写“反标”的北京女知青

记得是到北大荒的头一年,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连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异常。女生宿舍外墙上发现了“反标”!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头一沉。好家伙,阶级敌人如此猖狂!当听到“反标”内容后,更是大吃一惊,居然写的是——“毛主席万碎”。

什么人如此胆大?是我们连的,还是过路的?是思想反动,还是精神失常?大家小声猜测着。

连队马上紧张起来。领导将全体人员(包括老职工和知青)集中到操场上,需要核对笔迹,以此查出这个写反标的人。我们排起队来,一个一个地在指定的纸上写下指定的字。

很快,没有怎么费事,写反标的人就被查出来了,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竟然是陆岫罄,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谁也搞不懂,一个根红苗正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知青,干嘛要干这么一件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需要立即专政。

批判会,认罪,调换工作,监督劳动……也许是实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阶级根源,不知什么时候,她调到另一连队,可能压力会小些吧。

现在想来,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政治紧张度极高,一边是造神运动、狂热崇拜,一边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生怕碰到高压线,许多人为此造成巨大心理压力,陆岫罄也许就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吧。

第三个,因为受批判,他卧轨自杀了

从政治标准来说,如果把罗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并不够格。因为,像他这样做过错事、说过错话、挨过批判的多了去了,但是,他自杀了,卧轨,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后,我们部分男知青经过政治审查组成武装连队,并于10月份开进兴安岭打山洞。准确地说,是与解放军工程兵一起,开凿国防弹药仓库。

对于我们豪情万丈的知青来说,这可真是放飞理想、考验意志的浪漫而又艰苦的工作啊。在这个叫做“苔青”的山沟里,我们流过汗,受过伤,牺牲过我们的战友。但是,不应该的,是另一种死亡,李震的自杀。

李震是罗北知青,在我们看来,怎么能算屯垦戍边的知青?因为罗北就在我们附近一两百里地儿,不过从家门到家门,不像我们才是远赴边疆呢。

那个年月,斗私批修是必修课,一点事也要“上纲(阶级斗争为纲)上线(毛主席革命路线)”。做点好事都是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结果,作了坏事都是资产阶级的腐蚀。

1970年冬天里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情:记不清是谁的手表丢了。那时没有几个人戴手表,一来是整个社会都物质匮乏,何况我们在山沟里;二来是戴手表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所以,丢手表也就成了大事。

山沟里只有我们的连队,与打山洞的兄弟连队来往也不多,进来个人都稀罕。所以,并不难查。记不起有什么证据,查来查去,查到了李震头上。

这下完了,大会斗,小会批,查三代,挖老根。连里正愁没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阶级斗争搞得不活跃呢。李震当然压力巨大,无法抬头。

一天早上发现,李震不见了。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山凹里,除了我们架起的棉帐篷营地,一片大雪茫茫,他能上哪里去呢?我们首先沿着山下的铁路线,各站去询问。又有人报告,有一行新脚印一直延伸到山那边,一个排长立刻带人踏着深雪追上去了。

我当时在连部任文书(还是连队团支部书记),紧张地配合连领导分配任务,搜集情况。大约深夜两三点,有铁路局电话通知,在附近车站发现一具尸首,男性,是卧轨被火车压死的。我心头一沉:也许就是李震!一分钟也未耽搁,我们一路乘着临时借用的卡车来到火车站认尸。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样冰冷。

结论不需再说了。李震,我们同为知识青年,是一个连的兵团战友,为了一只说不清的手表,我们分成了“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在我们都积极地参加“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运动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

第四个,萧东北,也是笔误

同样是在“苔青”沟里打山洞的时候,事情好像静悄悄地发生了。有一天,萧东北来找我,说: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来到我们连的。人很内向,干活很卖力。我看他沉着脸,灰溜溜的,就问:为什么?他跟我讲起了原委。

原来,他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毛主席著作——黄书”等字样。至于这些字怎么跑到一块去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学习会上批判大家“黄书”(那个时候所有描写爱情的都是黄书),他在做笔记,写着写着,把“毛主席著作”和“黄书”连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动话。还好,也许是私下发现的,没有上报,躲过了批斗。但是,光荣的知识青年是当不成了,尤其还是在开凿备战弹药仓库。

紧接着,他回到山下连里办了回京手续。也算歪打正着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后,这件事如何影响着他的命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们尽管在文革发动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们最关心的政治大事。记得刚到连里没多久,因为私下议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被领导找去谈话,这还属于善意地劝阻。

杨惟谨就不同了。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京钢铁学院著名教授,有点个性孤傲。我们下乡知青那时自发组织了“学马列小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书籍。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我们自认为还算有个性了,但杨惟谨的话仍叫我们觉得大胆。她说,林彪说毛主席“五百年出一个”是不对的,说毛主席比马恩列斯还高也是不对的。林彪摔死前,全国人民每次吃饭前,都要手摇语录本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令人惊诧的是,杨惟谨在饭前敬祝仪式上,居然说“敬祝包子万寿无疆”,因为那顿饭吃包子。这些话在当时,堪称另类了。不过,这些虽已成为坊间奇谈,知青中并不太当回事。

“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这句政治格言名不虚传。大约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团部政治处到我连开展“捍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权(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学习班,在学习、讨论、揭发、批判中,政治处领导知道了杨惟谨的言论。终于,一个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为此内疚:我们都参加了对杨惟谨的大批判会。居然敢于贬低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论,罪名是货真价实的。最可深挖的,杨惟谨有个“软肋”,她出生于香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甚至马上可以联想到“反动”、“特务”。我还记得我当时引为得意的大批判词:“从杨惟谨出生一睁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港货。”可见“文革”大批判风格一斑。

马上,杨惟谨不再当农工了,她被派去烧锅炉。这个今天需要专业审批的岗位,不知为什么那时却当作惩罚性的工作。以后,这个有思想、有知识的教授的女儿,因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与当地老职工的儿子结婚了,以后也就丧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顾。后来,听说又离婚回北京了。再后来,改革开放给了她最后的机会,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第六个,可爱的车老板,上吊了

“快来人哪,樊庆远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刚起来,就听到这声嘶哑的叫喊。我不顾一切地向远处的旧猪舍跑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人,不敢细看,和一起跑来的人们合力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人已经冰凉了。

樊庆远,我们连里赶大车的,东北叫车老板儿,四十多岁,人朴实中带点小聪明,外号“饭桶”,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是从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来信中猜到这件事的。他信中说,北京近来气候异常,而且,信的结尾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没有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紧张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测和传播,讨论着中国的命运。不知怎的,又被团部政治处知道了,找我们谈话——总之,不要传谣。

两三个月后,“谣言”终于被证实了。从上到下开始传达林彪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仓皇出逃、最后摔死的罪证,开展声讨批判。

喊惯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基层百姓们一下子蒙了,整个连里气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标都反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有人问:“谁?!是不是×彪啊?”记得第一次大会批判,大车班班长、优秀党员李昌明首先发言,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这个,林彪同志——”发现说错了,又不知怎么改。台下木然而又哗然。

樊庆远的祸可闯大了。小组会上,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他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蟊(毛)贼”。据说有人提醒他,他还接着说。事后大家议论,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学习小组长(一位上海知青)在连里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了此事。不由分说,马上揪出来,谁敢掩盖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除了批斗,立即把他从大车班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农工班在场院上监督劳动。

樊庆远死后,有人回忆说:老樊前些天曾问道:这个扬场机的电路是不是一摸就电死啊?

就这样,糊里糊涂,老樊去了。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第七个,开康拜因的大个子,李义

批斗会的目的本来是消灭“反革命”的,却经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紧张综合症”吧。这不,除了樊庆远,又出了一个李义。

李义是个山东大个,干机务,专开苏式的自动联合收割机(康拜因)。我都记不清事情怎么发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学习或者批判大会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乱画,好像是把“反党集团”几个字和“中央文革”写到一起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帮”啊,“派”的,可是,成天价让他们学习、发言、揭发、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会上批斗。既是批斗,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动机,同事们纷纷揭发平时表现,劳动怎样,有什么牢骚话,对工作、领导有什么不满。反正不管平常表现如何,到这时,一股脑儿,只有坏的,没有好的。

最不像话的,是把李义他爹拉到大会上批斗,一个罗锅小老头。两人站在一起,反差极大。记不清是不是发现“出身不纯”什么的,终于找到了阶级根源。

后记

以上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斗或者组织处理的,其他的因为一点儿问题挨整挨批作检查就不计其数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被吸收进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后来因为我父亲被审查,我这个昨日的“革命后代”也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出那个领导小组了。总之,那时每隔一年半载就要来一次冠以新名目的“运动”,只要政治运动不断,就会不断揪出“反革命”来。

北大荒,对我们来说真是酸甜苦辣,又有着不寻常的人生价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个被无辜批斗、处理并为此改变了命运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职工和知青战友时,心中就充满酸楚。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就像我们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无能为力、看到有人打劫伤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样,我们每个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责任。回想起来,我们以及我们连里那些领导谁是坏人呢?直到今天我们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朴实的连干部。那么,这些“反革命”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四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对此深刻反省,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被泯灭的人格、鲜血和生命呢?又怎么能创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呢?

《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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