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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杨人楩、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的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80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红学做出了贡献。

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

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

3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年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人胜。”

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年代以后,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之下只得另寻别路。

1949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年)、《唯物史观精义》(1947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

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4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

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以1900年和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岁和40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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