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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老美

老美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那时我在土建工地当木匠,他在安裝工地开天车。老美家住旧城小召前石头巷,他爹在马车社赶马车,他妈在云母厂剥云母。老美虽然生性有些昏愚,但思维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迟滞,迟滞的人能进电建公司开天车?但是师傅们总在背后嘲笑他,并编排一些故事来奚落他,让人似信非信。曾经听一个师傅说,有人给老美介绍了个对象,人家问他弟兄一共几个?老美说:“连我父亲哥仨。”还有人说,老美父亲弥留期间,已口不能言,似急切的目光扫向孩子们。作为长子,他上前安慰父亲道:“没事,火葬场咱有熟人,到时候先烧你。”你说这不是撇逼吗!

1969年夏,包头市因为“挖肃”运动扩大化,民怨沸腾,社会秩序一时失控。工地上全面停产,工人们跑得一干二净。口里的师傅们都跑回老家了,我们呼市的师兄弟们也趁机逃了回来。一天我和田林老严骑车在街上闲逛,路遇老美。那时老美已经在男女之事上开窍了,处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于是田林一见面就主动问起他找对象的事来。老美说,邻居给他介绍了好几个,人家都嫌他家穷,看不上他。田林向来没有正话,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老美说,你的对象就包在我们哥仨身上了,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请客呀!老美自然满心欢喜地答应。

转天,人民电影院上演《迎春花》,我们又在影院门口碰上了老美。田林眼睛一转,计上心来,对老美说:我们给你介绍的对象已经来了,刚买票进去,你赶快给我们仨也买票,进去见她!于是老美兴冲冲地花一块钱买了四张票,我们随着人流涌了进去。那时人民电影院不对号,我们一起进去挨着坐下后,老美就急着问:“那个闺女在哪呢?你们不是说已经进来了吗?”田林只好在昏暗中指着前排一个孤零零的女孩说:“那个就是,你过去哇!主动些、说话温和些,别把人家吓着。”然后我们三个窃笑不已。

老美兴冲冲地走到前排挨住人家坐下,问:“你多大了?姓甚?家在哪住着呢?”那个女孩是个小家碧玉,哪里见过这阵势,吓得不行,浑身紧缩、颤栗不已。老美以为人家害羞,于是不再说话。电影散场后,女孩落荒而逃,老美尾随其后一直跟到人家家里来。那个女孩住在旧城四眼井巷,是一个凌乱的大杂院。女孩开门进屋,老美也追到家门口。正要拉门之时,女孩的父亲提着两只水桶出来,要去担水。老美说:“叔叔,我替你去提哇!”然后接过水桶径直朝玉泉井而去。玉泉井离女孩家有10分钟路程,老美有的是力气,不用扁担,一手一只桶,须臾就提溜回来。就在老美担水的空儿,女孩向父亲说明了缘由,父亲有些生气,待老美将两桶水倒进缸里后,女孩的父亲揪住老美严厉地质问:“你好大胆子呀,耍流氓敢追进家里来?”

老美说:“叔叔,我的几个师兄弟说她是给我介绍的对象呀!”

“你是哪个单位的?你的师兄弟叫甚?”

老美不得已只好和盘托出。女孩的父亲又问他家在哪里住,家庭及爹妈的情况,说起来他似乎还知道老美的父亲。他见老美为人诚实忠厚,一时有些喜欢,说:“你不要着急,你们先处处再说,有空常来哇!”

后来,老美隔三差五地往人家跑,在女孩家担水劈柴啥活儿都干,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时间到了1970年的初夏,老美向工地主任请假办婚事,工地主任不准,因为当时内蒙古正处于全面军事管制,各单位的纪律抓的非常紧。老美再三说家里已经把猪杀了,眼看天热,肉也放不住了;“亲戚坐下一炕,豆芽生下一丈”。工地主任耐不住老美的缠磨和央告,于是悄悄地告诉老美,只给他三天婚假,快去快回,和谁也不许说。

运气不好喝凉水也塞牙。就在老美离开工地的第二天,另外一个天车工因病住院,天车一时无人会开,工地处于停产状态。军管人员知道后震怒,问到工地主任时,他也嗫嗫嚅嚅地不敢细说,于是当天军管会就张贴布告宣布开除老美的公职。老美婚后回到包头,获知此事懊悔万分,再三哀求也无济于事,只好卷起铺盖卷回家。

老美回到呼市后,一时没有生活来源。那时呼市市区正在深挖洞,到处刨的乱七八糟。他每天参与其中,为的是人家中午给的一碗烩菜、两个馒头。

那时,石头巷附近有一帮小混混,偷窃、打架、破坏无恶不作,老美在挖主巷道的过程中结识了他们。后来主巷道不挖了,老美天天配合他们行窃。他的主要任务是替人家打掩护,比如一旦东窗事发,他就上去阻拦、劝告事主,使得小绺们能及时脱逃。他然后收点保护费,以此来维持生活。

一天,那帮小混混们谁也没有偷到钱,老美没有一分钱收益。他揪住一个岁数不大的孩子不让走,从身上也没搜到钱,于是把人家的自行车扣住不放。那个孩子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报了案,于是老美身陷囹圄,以抢劫罪被判了四年。

老美刑满释放后在一家茶馆做临时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客人斟水、抹桌子,每月能挣二十几元,凑乎着养家糊口。

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非常紧。茶馆里非常复杂,每天三教九流啥人都有,还常常有流窜作案人员混迹其中。公安局当然不会放过任何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茶馆也是他们密切关注的场所。

至今搞不清老美是如何和公安局挂上钩的。他后来作为卧底,长久在茶馆里工作。一次我们去他家闲坐,老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烟盒大小的微型录音机。录音机是进口货,打开后盖还能取出一个大衣纽扣大小的录音带,老美说连续能录四个钟头。如果遇到有价值的信息,只要用手从口袋外面轻轻地碰触一下开关,录音就开始进行。老美说公安厅每月给他15元钱补贴,遇有价值大的信息还可以另加钱。那时15元已经不少了,够两口人的生活费了。

据老美说,他曾经为公安局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还有过大义灭亲的行为。他的舅舅从后山来,蹲在灶火圪崂里抽大烟,就是他举报的。后来被关了两年,还牵连了老家的许多人。

老美也办过伤天害理的事情。1979年,中越开战时,他母亲所在云母厂的厂长曾是个越南华侨。这个厂长平常对工人过于严酷,和越南通信也很频繁,不少人私下骂他是越南特务。后来老美把此信息提供给了公安局,第二天这个厂长就被拘押、家也被查抄。虽然查获了数百封与越南亲友的信件,但毫无价值;公安人员又对他刑讯逼供,他也交代不出,等到被放出来已经瘦得没人形了。说来这个厂长对老美的母亲还挺关照的。

我们后来见到老美就骂他损阴丧德,老美并不懊悔。他说不如此,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来有十几年没见过老美,听人说他不到五十就死了,因为心梗死在一个旅店里。他原先住的那处院子,早就拆的不见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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