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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3/6)

四、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毛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是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个出气筒,又刺激了与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也不难赢得党内的附和。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一直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输,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再有,作为统治有五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老是二流三流角色(毛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制造高潮。它不但要有足以令群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群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经济上不行了就搞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是相通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二者一拍即合。

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其实它不是什么原教旨主义,因为它远比原教旨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中学生。这下,毛就有本钱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五、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六、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只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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