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抗日游击生活
到西安的第一个目标，我当然立刻去到七贤坊——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开始，我只被简单的问过几句话，就暂时住在招待所内。
招待所住到第四天，我被叫到办事处去，我在办事处早已报告过从边区出来被政府扣留的情形，以及如何逃脱。柳树春同志当时还给了我一顿安慰。这次不同了，他脸色全变了。
“请你立刻搬出招待所。”他对我说。
“但是，我在西安熟人很少。”
“不行，你立刻搬出去。”
“但是，我的工作问题呢？”
“以后慢慢再谈，总之你现在立刻搬出去。”
当时我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旧的社会关系在去延安以后，差不多全断绝了，有些人倘知道我从延安出来，也不愿意接待我这个客人的。
在穷思苦索之下，我想起一位过去不十分顶熟的朋友，听说他住在青年会宿舍，但是不知现在还在不在，硬着头皮，且去碰碰再说。一见之后，我推说暂时借住三两天，他满口答应，而且很客气。青年会多住一个人要另付房租的，这房租也是他替我代付的。这位朋友叫郁宏初，是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的一个职员，十余年的离乱，现在早已消息杳然了。
我在青年会宿舍就一直住了下去，每隔一两天我到办事处去一次，有时他们不见我，有时他们简单的敷衍我几句，其中只有一次，柳树春和我作了比较长时间的谈话。
“你逃脱得太容易了。”他半信半疑的说。“你的情形也太巧了，你原来是有政治问题的，这次被捕后又逃脱得这么容易。”
他边说着，慢吞吞的喷出一口烟，又继续说下去：
“国民党的特务也真太狡滑，有时他们是要使用苦肉计的。”
“柳同志，你以为我——”
“不，不，”他立刻又转过口来：“其实，你跟国民党干也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是为了抗战。况且西安是国民党的地方，我们也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办法。哈哈……”
我极力一再声辩，他几乎不耐烦得要打起瞌睡来。
“同志，不要性急，革命是要经得起考验的，有空你还是时常来谈谈。”他一面说，一面把我送出去。
我知道，我的问题又变得复杂化严重化了，但是自己却也很镇静，心平如水，因为我自己明白，我与国民党的确没有任何勾搭，我相信党迟早总会了解的。
我照样三五天去一次办事处，不成，又再去。每次从办事处走出以后，我都从街道上绕过许多巷子，紧张的防备国民党特务人员盯我的梢。
然而，在最后一次接触中，柳同志正颜厉色的对我说：
“我们的意思，最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惊讶的问。
“我们的意思，你最好立刻离开西安，否则大家都有些不方便，在西安，你的熟面孔太多了，其实我们也不怕什么，不过为了你着想，你还是早日离开为妙。”
“柳同志，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开始有点发抖，催促着他说个明白。
“你不要装聋作哑，我们没有多时间和你应付，这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他无情的、声色俱厉的又对我说：“请你立刻离开西安，否则大家都不方便。”
说着就立起身，作送客的样子，我这时意乱如麻，心痛欲碎，无力地抬头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面孔，走出了办事处。
我回去在宿舍内睡了一天一夜，我说我病了，也没有进一口饮食，我在床上反复的思索，不知道是什么一股力量，突然又给我一种勇气，我跳下床来，自言自语的对自己说：要坚强一点，“真金是不怕火烧的。”我想起在延安曾经安慰和鼓励过杨明的这一句话。
这时我为了生活，觉得一直依靠别人不是办法，我就开始在西安的秦风日报写文章，由此就认识了该报的主笔宋野平和成社长，他们就邀我入该报担任编辑。在秦风日报，我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工作到十一月。因为我当时写的文章都是“延安文法”。也可能有人告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就派人到报社抓我，我得讯逃到西安郊外。在当日的中国，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国民党共产党都不欢迎，甚至都要抓，其狼狈的情形就可以想见了。
在西安郊外，我住在一个叫吴复如的朋友家里，他是我在秦风日报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左倾青年，住了一间破旧而矮小的民房，他在国军政工队中教唱歌，晚上我和他以及他的太太三个人共睡在一只木板床上，他的太太是学绘画的，所以小夫妻二人的生活带有浓厚的艺术趣味，他们毫不避忌的常当着我的面公开表演，我每在他们吃饭前就借故外出，整整半个多月中，我每餐就靠买半斤锅魁、大饼的一种和以盐水充饥。
当时，国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的部队正奉命从绥远调赴河南东部，部队经过陕北期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给他们极深的印象。何柱国在西安，决定要物色一批青年政工人员带到河南去。我又经由一位东北人的介绍，另外集合了十多个青年，领了骑二军的军服，臂章符号和路费，就开始到河南去了。
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又到过十八集团的西安办事处，告诉他们我要去河南，问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特别表示什么，只说：
“很好很好，你去开辟开辟。”
我们这个临时组织的小集团一路上也开小组会、检讨会等等，又是搬出延安的一套，当时很多青年都争取表现懂得这些玩意，表示自己是“前进份子”，后来我又发现在这些青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从延安跑出的，其中有一位还告诉我，他过去有过组织关系，现在断了。
骑兵第二军的总部在河南的东南部沈邱县，沈邱是一个三等小县，在安徽省边境。我们走了八日才到达。
到沈邱的第二天，骑兵第二军政治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茶会，何柱国也出席讲了话，我代表我们这批朋友致了答词。以后我就被派到当时该军主办的一张战地油印报纸“抗战日报”担任主笔。
骑二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但是却有不少中央派去的干部，在中下级干部中，以西安干部训练团派去的最多，这些人也和一般的共产党员一样，鬼鬼祟祟，气量偏狭，喜欢对别的同人吹毛求疵，今天挑剔这个，明天怀疑那个，红帽子满天飞，他们时时和我们之间引起尖锐的摩擦，我们非常讨厌他们，却并不怕他们，因为我们一进入骑二军工作，第一个目标就寻找到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中央和杂牌军部队之间的矛盾，找到矛盾以后，扩大矛盾；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我们设法制造矛盾，只有日益发展中的矛盾，才能增加我们生存和工作的空间。这是我们在延安学习的一系列的工作技术。
我这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热心的积极的党的工作者。在延安的时候，我受过党的打击，有过不满的情绪，由于在离开延安以后，我所接触的一切更使我看不过去，乃至时时激起我的愤怒，这时我过去对党的不满，已经渐次消失。每当我想起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我总这么想，这不过是个别干部的个人行为，这与党的革命路线，党的政治领导是不相关的。甚至可以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免不了的现象，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忠实于我的理想。
这时，我常以非党的布尔雪维克激励我自己，我们党的领导者过去也说过，一个非党的布尔雪维克和党员是一样伟大的。
我已经在骑二军的一些左倾青年中取得领导地位了，我在这批青年中选择了十一个人形成了一个核心，又分成两个小组，每周举行一二次小组会，都是借馆子里小吃的机会，我轮流参加每一小组的会议。这些青年都急于想找到党的组织关系，我虽然一再说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又不便说明我脱党的经过，他们或是不相信，或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就作了一个糊涂决定，说是为共同致力于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先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其实在党章中是没有这项规定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极端危险的，万一有一个同志出了问题大家都完了。而且无路可走，因为我们实在与组织上并没有接上头，幸好这些青年对我都有信心，相信我有办法，我在这个充满了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小集团中当了支部书记，而我个人也为了向党力求表现，采取了许多过左的做法，实际上，我们这个组织根本与秘密工作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在当时，我们的组织没有遭受直接破坏，一网打尽，已经算是万分侥幸。但是，国民党在军中的特务人员，关于我们的情报已经像雪片一样，因为我们善于运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何柱国总是卫护我们——他自己也极注意我们，但是相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假如他确定我们中间某一个同志已经无可宽容时，他的处置也还是比较开明，请这个青年自动离开。三个月中间，我们一共有两个同志被送出骑二军防区。
一九四O年三月，骑二军政治部主任李春华派了一个“抗战剧团”（这个团体是直接在我们的核心领导下的）到安徽阜阳一带（是骑二军的游击区）进行流动宣传，我以“抗战日报”特派员的名义奉命随同出发。
在骑二军，我练习骑马的机会很多，有些同志也的确学得好，活跃在平原上，跳上跳下，疾驰如飞。但是我学得太糟了，第一次被马在半途摔下来。第二次过河的时候，马在河中央顺水而下，和我大开玩笑。第三次马缰控制不住，它一口气就狂奔了十余里，从此可把我吓坏了。所以这次行军，我自动放弃了骑马的权利，把行囊放在人力推动的大车上，随军步行。
我们到达安徽边境，正遇到日本人的大扫荡，溃散的士兵和难民和我们迎面而过，他们对于这种日本人的扫荡，似乎也习惯了似的，并不显得过份沮丧。
日本军队一路自毫县，一路自蒙城，一路自六安夹击阜阳，我们这时的目标，也已放过了正面的阜阳，而迂回到太和的侧面，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我们在黑漆的深夜偷过了公路。迈过公路，前面就是颖河。第二天我们大胆的想在白天抢渡过河，一过颖河，就是敌人后方的一大片我方控制的完整地区，我们的活动就可以开展了。
乡公所和船上的水手都极力劝阻我们，说是白天过不得，危险太多，我们不听，坚持立刻过渡，有的同志说：
“我们有七支家伙，和二十六条好汉，鬼子来了就和他拚。”
河并不宽，在这边可以清楚的看到对面，一只小木舢先渡过河去看过对河的动静，回报说附近没有敌人，因此我们立刻跃身下船，开始启渡了。
我们低着头，摒着呼吸，船在河心轻轻的划着。
老百姓真好，当我们的船快抵对河的时候，一个老百姓急向我们摇手，我们的心情立刻紧张，船头掉过身来了，但是敌人的巡逻队也已经赶到河边，当他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正狂奔上岸，我们也还了两三枪，然后就四散奔逃，我匍伏走到一个老百姓的稻草堆里面，这时日本人已经过河来了，四处搜索，零星的枪声和日本人的马靴声，使我在一天之内，受过无数次惊吓。
晚上，日本人退了，我又钻出来，急急先找到一口水喝，开始找到别的同伴，一直到天亮，我们才找齐了九个人和三支枪，另外有几个散兵这时也和我们走在一道，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咱们打游击吧！
开始决定打游击的时候，有一个同志就向大家介绍我是游击专家，就举了我当起司令。
其实我过去不过在书本上学过一点游击战术的理论罢了，现在一旦真的当起“司令”，我倒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诚惶诚恐起来。
“你不要担忧，自有我来替你做小诸葛”那个最初提名我当“司令”的史剑三——我们通常叫他老史，对我拍拍他的胸膛，表示他顶有把握。他接着说：“打游击说难也并不难，咱们遇到散兵和青年的人就带了走，遇到敌人就逃。”
“粮食呢？”我说。
“我们去找乡公所，保甲长开刀，他们不找粮食来，我们就把他们捉起来当汉奸办。”
我们这支游击队，居然愈滚愈大，因为当时正是日本人扫荡之后，散兵及无所依归的百姓特多，不上一个星期，我们居然扩充到三四百人。
但是粮食和武器的困难却一天天严重，内部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三个五个又开了小差出去。
我为此着实伤了些脑筋，乡公所，保甲长也委实没有办法，他们一见我们就诉苦：
“我们这里平时是三不管，一遇到要粮要草大家都来了。过去有中央军、和平军、新四军……，像你们这样的游击队也有时来时去的。”
有一回，我们袭击日本人，扑了个空，老百姓反而埋怨我们说：
“这些游击队也和新四军一样，鬼子打不着，可是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根据老百姓的经验，日本人紧接着就要来的，于是我们决定撤到附近另一个地区去。
我们急行军，一夜走了九十里，次晨六时左右，东方微白，我们走到孙家集附近，队伍开始混乱，有人起初说发现一些神秘的影子，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注意的时候，又看不出什么动静。
“莫不是鬼影子吗？他妈的！”
“管他是人是鬼，再看见老子要打枪了。”
“是好汉的就站出来，你们是贼胚子生的狗杂种吗？”
“……”
弟兄们纷纷议论着。
“镇静一点，可能是发现敌人了。”老史对大家说。
我静静地听着，用双眼尽量向四周搜索，我心里渐渐有几分明白，这一带已经是新四军的游击区了。
我们的先锋支队这时退下来，部队全部停止前进，秩序大乱。
“不好了，我们一部份弟兄在前面被缴械了。”
全队为之哗然。
我们的干部经过紧急集议，这时，另一个被掳的干部被释放回来，正式证实了对方是新四军。新四军要他回来通知我们，我们前后左右都被包围，除了立刻檄械集中待命以外，只有死路。“我三番五次的告诉他们：同志，我们也是抗日部队，借一借路不可以吗，他们说，不行，管你抗日不抗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就得服从我们的领导，他们的态度很强硬，最后还说，到了我们这儿，我们有的是强大的新四军，和严密的群众组织，你们飞也飞不脱。”那个被掳释放的干部述说着。
干部们听了这些话都极愤慨，有些弟兄们听到，又传给别的弟兄们，他们都大声的叫嚷起来：“我们打出去，冲过去，新四军太欺负人了。”
“没天良的新四军，我们是打鬼子的，你们也要消灭我们吗？”
我与老史和另外几个干部费了好半天的劲，才把大家的情绪压制下来。
“弟兄们，不要嚷，我自有办法。我们都是为了抗日，不应该和新四军冲突。现在我亲自去解决这项误会，部队交给苏副司令指挥，你们要服从他的命令。”我说完了以后，解下了武器，带着一个卫兵和那个被掳过的干部起身就走，弟兄们目瞪口呆的望着我们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