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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八年(19/20)

第十九章  上海“解放”期间所见

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左倾的朋友,形形式式。

“我已经是内定的上海市副市长(指解放以后),”其中一位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对我说:“你怎么样,赶快表示政治态度呀!”

“你要贵为上海市副市长了,失敬!失敬!”我觉得有些近于滑稽,几乎要笑得合不拢口来。

“当然,当然,你的一切也包在我身上,”他失态得谈话有些近于语无伦次,继续对我说:“你呢,给你一个报社社长当当好不好,新闻报或者申报,你喜欢那一家?”

“沪西的洋房我已经看过几座了,我还在考虑,不知道那一处对我更适合些。”另一位说,他又十分关心地对我说:“反正解放军进来以后,我们接收的洋房汽车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还有一两个人他们本来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钱,但是在说话中,也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终于伸出手来:

“赶快立功赎罪呀,……不过,现在你手头方便不方便,先借点现款给我。”

对于我的知心好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的预言:

共产党人不是好碰的,初来的时候,可能表示一点宽大,甚至还得借重你们对地方情形的熟悉,利用你们一阵。不过,这日子是没有多久好混的。

上海“解放”以后,我的预言都一一见诸事实:起初,我的朋友方秋苇等人,在中共的授命之下,拉出一批地方绅士,组织了一个类似日本人时代的“维持会”,他们兴高釆烈,接收许多大建筑,共军初入市的时候,因为需要他们合作,也放任他们,不久之后,这些朋友就以“伪装前进,假借名义”的罪名被捕,从此不知下落。

另一个朋友鲁觉吾,上海“解放”之后,在“解放日报”上,自称过去如何如何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作地下工作,反对蒋某的独裁,他的目的本来是希望藉此吸引中共的注意,向中共当局表功的,中共当局认为他的行为迹近可疑,把他逮捕,用各种残酷的刑法要他供出“阴谋”,被打断了一只腿。

这时在上海公开身份的共产党,连我这个过去做过共产党的,都感到惊讶,例如,有个叫王大超的,“解放”前是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行动大队长,到处敲诈勒索,藉势凌人,并镇压真正的民主运动,他曾把我拘禁到他的队部里,警告我:“你再作政治活动,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法办。”“解放”后证明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且由他驾轻就熟主持审讯“反革命”案件。另一叫卢绪章,“解放”前他是上海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绝口不涉及政治,总说:“我们生意人,不谈政治。”并常和一群政府贪官污吏在花天酒地一起鬼混,当时有人曾怀疑过他有共产党嫌疑,总有许多贪官污吏为他洗脱。“解放”后他出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并证明他是“解放”前中共在上海作金融斗争的领导者。

这时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总有两个多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夜深开收音机收听短波,遭到中共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了一队人来,翻箱倒箧,搜查了一夜,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后不准再收听,这次搜查虽然没有带去人,但是我们已经饱受虚惊了。同时我自己本来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不愿连累朋友,第二天就在“解放”后的上海抛头露面,找到另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见面就直率的告诉他;“我是来找个事的。因为现在一则生活困难,二则没有一个事也不大方便。”

那个朋友倒很够义气,他起先告诉我现在生意几乎全部停顿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有点货存在那儿,就卖一段吃一段吧。这个年头儿,你老兄谈什么找事,有碗饭就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吧。假如你一定要个名义,那么我就请你当个副经理。”他很诚实的对我说。

从这时起,我就正式以一个商人身份在上海出现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路上碰到了刘人寿,他是在延安时我的枣园同学,如今,贵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秘书了。

“啊,原来是×同志。”他叫了我一声“×同志”,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对他的印象早已很模糊了,但是他还是像在延安一样亲热的和我招呼。

“啊,你是——”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他的名字,“啊,你是刘先生,刘人寿先生。”

“老同志了,还这么先生先生的做什么?”他大声的笑着,这时我敏感的有个警觉,凭着我过去当过共产党员的经验,当他愈对我客气和面带笑容,我愈感到不安,愈觉得有些不妙。他继续说:“我们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们那一处没找过?川公路、虬江路、威海卫路、卡德路,不是吗?”

我听到他背出这一连串的地址,内心感到极度的紧张,但在表面上,我还极力保持镇静。他问我当时的地址,我为了“安全”的理由,不愿再启他的疑窦,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了他,以后他每隔三两天就来看我一次。

“汉年同志很关心你,希望你一定得去看看他。”像提解一个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过去市政府的老地方,里面乱糟糟,茶几和写字枱堆在一边,另外用些破旧的木板临时隔成许多小房间,我等候在会客室,刘人寿先过去通报。

潘汉年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他比一般土干部老练得多,比以前多了几分官僚架子,他像预备好一篇训词似的,和我没多说几句敷衍话,就直截的对我说:

“你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你的路已经走错了,你像是一个大家庭中失散的子女,现在是浪子回头的时候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害了你,不过,你还年轻……”

“我现在只想做生意,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回答他说。

“你考虑考虑,三天后再来答复我。”

走出“市政府”后,刘人寿说要请我吃晚饭。

“我们就在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便饭吧。”我说。

“小馆子怎么成,我请你进‘五层楼’去。”

于是,他在“五层楼”大大破钞一番,同时一面和我开起谈判,他说,组织上很重视我,因为我对于反动派的情况知道得很多,“而且,你的才干应该继续贡献给革命,希望你考虑回到党的大家庭来。”

“我不是一再说过吗,我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说:“而且,你们要问的,我的确什么都不明白。”

第四天,我又被刘人寿“押”到“市政府”去。

“你一定已经考虑了。”潘汉年说。

“是的,我考虑过了,我对政治实在没有兴趣,我觉得做生意……”

“做生意,做生意”,潘漠年立刻翻了脸,“你全是欺骗我们,根据我对你这个人,从你的性格和你的历史上了解你,你不会有一天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你也不会就消极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要你重靳做人,你如果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我的心是冰冷的,怎样的甜言蜜话也打动不了我,怎样的威胁恐吓也对我无可奈何,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最严重的不过一死吧,倘使如此,早一点或迟一点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用笑面把你迎过去或恶狠狠的把你绑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在把你置死以前,最后再让你苟活几天,利用你一阵,让你尽了对“革命”的最后一次的贡献以后,然后再把你折磨至死或者秘密处死,这比立刻枪毙不是更不好受吗?

但是;潘汉年的这次谈话,无异是提醒了我,要想在中共区域再挨些日子已不可能了。因此我下定了决心,立刻冒险逃出去。

我在生意上做得十分起劲,一方面为了使他们相信我确实是在做生意;一方面,由于我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熟悉,我帮这个朋友赚了不少钱,他也就更加信任我,中共一个经济政策上的变动,我往往先几天就有预感,我对于中共的一些知识,这时得到“学以致用”的机会,我很轻松的和中共在经济上斗法。

这时,我很早就留心到在我们公司前面,每天总是停着一辆三轮车,这个踏三轮车的“同志”,别人的生意是不肯做的,我一出门就迎过来,“这简直是你的私人包车了。”我的同事嘻笑地对我说。有时我没有坐上他的车或者步行时,他也一路跟在我后面,他的身份不是很明白吗?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他为我证实了,我这时所往来的全是一批生意人,所谈的也全是一套生意经。

我的生意圈子愈做愈广阔,起先我押运了一批货到镇江,第二次我又运了一批货到南昌,我都获准领到通行证。我在生意中,接触过好多中共干部,他们对我的印象都说我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在第三次运货当中,我就领了到广州的通行证,一溜烟跑到香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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