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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八年(18/20)

第十八章  组织民主阵线的尝试

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我个人因为经营一部份商业,从昆明刚运到一批货物,这时货价惨跌,我几乎遭到破产。所以后来我要等到把一切的债务清理后,才能“复员”到上海去。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把我在重庆剩下的仅有的一点财产,全部留给继续在重庆的一批人民党青年朋友们,两手空空只身的跑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人民党同志,也一样都是些穷鬼,他们还等待我到上海后有些苗头呢!我一到上海,房子立刻发生问题,开始几天住在朋友家里,后来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帮助一个朋友扩充了他的公司,这公司就提出一笔款子在川公路三义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这个据点,在上海办了“大江通讯社”和“武训图书馆”,奠定了在上海活动的基础,以后我又在虬江路积善里顶下另一幢房子。

而在这同时期,当我一到上海的时候,香港编印,上海发行,由秦牧、陈子涛等主编的中共刊物“文萃”却撒出弥天大谎,硬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带了一大笔款项在上海活动,在同一期“文萃”上攻击我的文章有三篇之多,洋洋大观,简直说得上是一个专号了。这时我接读之下,不但没有一点激动,而只是哑然失笑,因为中共对我这种无聊的举动,我受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期我在上海三两天就要大宴宾客一次,来客中不少都是汽车阶级的绅士。要好的朋友都诧异我钱从何来。然而,谁能知道我,当席终人散以后,我还要靠我的两腿跑回自己的家呢!谁又能了解我的苦衷,不请这些绅士们,我的钱又何能源源不断而来?当时法币一天天贬值,他们调一笔款子给我翻几个身就给我不少方便了。

另外,政府的配给物品和美国的剩余物资,凡是任何文化机关能得到的机会,我都能设法钻到门路。我很坦白的说,当时这些就是我的财源。

对于一个创业的青年来说,这些弄钱的办法当然不能说得上是顶合理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政府并不留心青年的创业,社会风气也不能给青年以鼓励,更好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人民党召开过几次扩大干部会议,也不时的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在基本上,我们这时还是在中间路线上兜圈子。

东北的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华北和中原也陷于遍地烽火,国共谈判也在不绝如缕,我们这时虽然痛恨共产党,但是觉得应该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为人民少受一分灾难,忧心如焚,迭次沉痛呼吁,坚决反对这个残酷的内战。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嗜战如狂,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们把人民的声音置若罔闻。而当时政府对我们这些新兴的政治团体也缺少认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苦心,为了拯救人民,也为了拯救国家。这个仗当时如果一定要打,正是上了共产党的圈套。因为一个经过八年抗战混乱糜烂的国家,正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特务人员把我们的活动情形在香港的中共报纸“华商报”发表了一篇通讯,极尽挖苦之能事。当时在香港的人民党同志正巧又用我的名义请客,请帖发出后,“华商报”又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也很俏皮,用的是一出京剧名“马义救主”,说这幕戏正在重演。

我和郭春涛偶尔在朋友家里碰到面,他这时正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兼上海市主任委员,我们彼此点点头过后,都苦笑笑,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愈拉愈远了。我从圈圈里钻出来,他从外面钻进去,我要救这个老朋友也无能为力了,他的苦闷,他的一股气无法发泄,已经接近一种政治的歇斯的里亚的个人自杀行为,这时他即使明知道这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的。这时代的悲哀是:有的人是糊里糊涂的吸上了毒,变成了瘾君子;而另一些人,则明知道这是贻害终身的毒物,但是为了“发泄”,他也只好不顾一切的吞下去。

“所以说,天下的骗子是骗不完的,因为天下的人上当也是上不完的。”我有次终于忍不住,对郭春涛说:“即如像郭先生这样的聪明人,也甘愿上钓。”

“嘿,嘿,没有办法。”他依然在苦笑。“蒋介石反正不放过我。”

“我倒要问问你,”我严肃的对他说:“你现在还谈小资产阶级革命吗?假如你一直坚持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我一定举起双手拥护你。”

他假装咳了好半天,显然他是考虑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正击中他的要害。

“唉,现在情形不同了。”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吐出这句话。“现在顶重要的问题是迎接革命胜利,组织联合政府。”

郭春涛当时热中的是所谓“联合政府”。他说完了“联合政府”四个字以后,又眉飞色舞起来。

我决定不放松他,一句句逼上去。

“你以为共产党来,是你的革命胜利吗?你以为‘联合政府’假使成立,就是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吗?”

“周先生(指周恩来)说过,至少在二十年之内,中国共产党不会谈共产主义。”

“周恩来简直是骗三岁小孩子,”我气愤的说:“共产党只要一控制到政权,就要立刻实行独裁,他如果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独裁之下,新民主主义呀,社会主义呀,共产主义呀,什么名目都是一样的。”

我常常邀约一些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谈到组织阵线,屡次都无疾而终,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力量单薄,还不可能领导一个发生巨大影响的运动;第二、我们在作风上还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第三、我们彼此也都想吃掉对方,缺乏一种真正民主精神的互助、互让、互尊、互信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精神也成为民主的障碍,许多年高的老前辈,他们对于新生的势力和青年人的运动,并不加以鼓励,他们躲在一边讪笑、讥讽,甚至一遇到机会就投来几块石子,打击我们。“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还艰苦得很,因为守旧势力和共产党人都在夹攻我们。”我常常这么感触地说。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放弃了人民党的活动,我向我的旧同志和朋友们呼号,大家都应该放弃小圈子,牺牲小我的利益,来促成和推动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民主大团结。

这时,上海的一批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了“四一四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行和平民主”,我热烈的赞助和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共产党人极力指斥为国民党所策动,真是冤枉。当时国民党政府也一样指这批人是“动摇人心影响戡乱”呢!“四一四宣言”发表以后,我就参加发起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当时这批人中,不少是心地良善悲天悯人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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