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义勇队成立纪念，1938年10月10日。
第十章 朝鲜义勇队
我经由范长江的介绍，担任了朝鲜义勇队的总队长金若山（即金元凤）的私人秘书，同时又因为该队有中文刊物和常常出版些中文丛书，因此我又兼任了中文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当初是孙中山国民党的黄埔系所支持的。全队约有三百余人，后来都成了北韩当局初期建军的骨干。这批革命青年，人数虽然不多，但素质极好，他们都在二十五岁上下，朝鲜亡国三十年期间，他们大部都是在一个革命的家庭中长大的，在朝鲜亡国以后，随着他们的亲人颠沛流离，不断受着革命的熏陶，体健力壮，生活刻苦，不怕牺牲，意志坚定，思想纯洁，社会关系单纯，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能懂得中、韩、日三种语言文字。具有这一切条件的这批朝鲜青年，想不到当时已经被周恩来注意到，成为中共所猎取的对象了。
当时我和金若山相处得很好，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可敬的朋友，我直至现在始终怀念这位异国故人。他热情、诚恳、重道义、气度大，他常常做些吃亏得连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
我这时为“群众”（也是中共的机关刊物）、“新华日报”、“国际新闻社”（范长江所主办）陆续写了七八篇专门讨论朝鲜问题的文章，资料大部都得自朝鲜义勇队，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受到一些朋友的注意，因为在中国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人极少，而中共也认为我的文章没有脱出马列主义观点，对我大为赞美，我于是又一跃而被左翼文化人誉为“朝鲜问题专家”。——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已经先后获得三个“专家”的衔头：图书馆专家、游击战专家、朝鲜问题专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而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悲哀！
在延安时代，中共党报委员会的徐冰，这时正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政治顾问，把我请到“周公馆”去。
“周公馆”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名义上是周恩来的私人“公馆”，事实上是当时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开展其领导活动的大本营。
我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定后，徐冰走进来了，他和我热烈的握手，笑声不停，倒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想起在延安时他对我的态度，这时的客气令我心中忐忑不安。
“今天在这里吃便饭了，到了这里，你像是回到娘家一样。”我当然不好客气，就耐心坐下畅谈了。
“你比从前消瘦多了。”他看了看我说，又滔滔不绝的谈到营养问题，似乎很关心我的健康。
这天我和周恩来单独见了面，他说：“中朝关系将来是的确太重要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在朝鲜的失败，是满清帝制崩溃的信号。”最后，他要我向金若山先生致意。
我和徐冰又继续唔面数次，他渐渐要求了解我们朝鲜义勇队的一切，如朝鲜人在中国的党派活动，他们与中国当局的关系，朝鲜义勇队的内部组织情况，朝鲜革命者个别的分析等等，后来我们的谈话有时他也谈到我个人的问题上面。
“你离开组织，是党的一个损失，我很了解你。”他停了停，似乎期待我的反应，我没有答话，他又继续说下去：“你离开党以后，没有对党抱怨过，你的表现很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打算考虑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不过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你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像初入党时那么兴奋，但听了徐冰这一番话，心里也很高兴，我随口说出：
“假如组织上信任我，相信我还能为革命工作，我自然是愿意的。”
我又依样画葫芦的写好一份自传送过去，以后徐冰把关于朝鲜义勇队的这份工作移交给当时周恩来的私人秘书陈家康。同时，中共重庆市委于毅夫通知我，我已被恢复了组织关系。
陈家康中英文都有相当好的基础，生得又瘦又小，显得十分短小精干，他的记忆力也十分好，往往我说过的话，乃至数目字，他过若干时日还清楚的记得。
陈家康给我的任务是：说服金若山，把朝鲜义勇队调到华北工作去。我当时提供了许多资料给金若山，告诉他日本正把朝鲜人向华北大量移民，朝鲜义勇队只有在敌后，在华北发展才有前途，他本人对我的信任，以及他周围的亲信都极力支持我的意见。直到我们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朝鲜义勇队队员调去华北，国民党的当局，还被蒙在鼓里。
起初，中共自动提供了金若山许多诺言，然而，在任务完成以后，中共就变了卦，陈家康以十足的官腔对我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依靠信仰，而绝不应该以钱去争取同志。他们要去华北，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自愿的，我们已经帮过他们的忙了。朝鲜革命是朝鲜人自己的事。”
“不过，家康同志，我们过去曾经答应过人家；而且，现在国民党打击他，他在经济上的确困难，再说，他们现在工作上也确有必要用钱。”
“你说的几点都不能成为理由，我们过去答应他，是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有那个时候的工作必要……”我们争辩了很久，最后他才答应向周恩来同志商量先借法币一万元，过了几天，他只交给我五千元，我转交给金若山，他很不快，勉强的收回去，我向他饶舌作了好久的解释，我说：“周先生和陈先生都感到很难过，对你帮助不够，不过实在也是太困难了。”
后来当金若山的干部全部被中共抽空以后，金若山又通过我向党里提出，他自己也要到华北去，这时周恩来正式拒绝了。理由说得也很堂皇。“周恩来同志的意思，要金先生继续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比过去更重要得多了。革命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陈家康对我说。
然而这中间真实的原因，我心里很明白，金若山是当时朝鲜革命运动中最有威望的领导者，他过去在朝鲜人民中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性的人物，我们党里最初必须利用他，才能把这大批青年骗到华北去。但是这批青年到了华北以后，他们还以为金若山是和他们一道的。如果金若山一到华北，领导的重心自然又落在金若山身上，中共就不易直接控制了。
金若山这时很苦闷，我了解他，在情感上，我很喜爱这个朋友，也同情他的境遇。而且处处总竭力帮他的忙。但是，在我们党的一次小组会上，曾经讨论到金若山，党对他的结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和个人英雄主义者，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我不禁要跳起来，想为他说几句话，然而党的世故告诉我，这是玩不得的。
金若山以个人在朝鲜民族革命中的声望，后来一度担任过北朝鲜国防部长，再后又被金日成清算。金若山在汉城时，我曾经以我对共党的了解，给了他几封情意恳挚的信，劝他不要到北韩去，他最后一封信隐约的告诉我，北韩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南韩的情势太坏了，甚至逼得他在汉城也住不下去，他已经搬到乡间去了。
落笔至此，我黯然下泪，往事萦徊，故人依稀，我敢说金若山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是，天涯之阔，竟让我们的英雄没有去处。竟也让这个英豪走投无路，多少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共产党利用的。我能不拍案浩然长叹！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发生了新四军对国民政府的叛变，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死于这次事件中，伤心倍甚，我当时听了党内的宣传说：这是国民党对我们党的阴谋，我益加愤慨。这时在重庆的我们党的组织，几乎每天至少总有一两个传说，说是政府准备要按黑名单逮捕我们，一般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工作者，这时都奉命转入地下或调动工作，我们同志间在途中遇到，也不敢招呼。
我蛰伏在金若山的家里，住了半个多月，这时，陈家康和于毅夫都相继离开了重庆，周公馆通知我，如果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与董必武联系。不久董必武派人来对我说：
“国民党正准备对日本人投降，蒋汪就要合流，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就快要到来，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组织上作了全面的应变准备。”所以，送来路费五百元，车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证件等，要我即刻动身，到苏浙边区工作。先到浙江屯溪听候组织上进一步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