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一九五一年自美回国到燕京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一九六〇年奉准“保外求医”，与家人团聚。）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份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我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往我家，把我从床上揪下来，连拖带拉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场。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象”，株连全家大小。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个孩子经常听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八岁的女儿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照着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八月中，“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回校后推广“革命造反”经验，什么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抄家，连我家的自行车都被不由分说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九月，又勒令我久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岁的寡母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安大，回原藉扬州。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着老人家白发苍苍，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夫妇、各党政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教授，下至临时工和掏粪工人，彷佛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我这个小小临时工竟然也算一条大鱼，和校、系领导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时，我成为众矢之的，有时也曾怀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真可说“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所有脏活、累活都成了我们的专业，因为革命师生和工人都忙于“干革命”。劳改时间长达每天十小时。我有过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炼，在一群文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重劳动力。合肥的盛夏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不但无雨，而且无风。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暑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沈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予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沈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拐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从马鞍山钢铁厂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工人师傅们也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每天吃完晚饭就驾临“牛棚”，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专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发。刁师傅每晚来逼他承认是蓄意反对毛主席，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师傅酒性发作，挥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钟，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队运动”开始“落实政策”，大多数“牛鬼”都陆续“解放”，下放农村。我妻子儿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荣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又折腾了一年，才“落实政策”；停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总算出了“牛棚”，当上“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广阔天地的无业游民。直到文革快结束时，再一次“落实政策”，有了碗饭吃，苟全性命于乱世。七九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但时至今日，竟然连生存权也被某些狠人剥夺了，难道历史非得走回头路不可吗？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摘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原载《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