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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邓爵士活在咸丰年

读中国历史,学饶宗颐先生,跳出中原,走向世界,由梵印西域的外国,找寻新的证据,就会发现另一处的角度,就知道中国人写的历史教科书,只是世界上其中一个罗生门的叙述版本。

火烧园明园事件,早已有世界的版本,由国际外交法律的角度叙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原因,以及在圆明园抢掠珍宝的,有大量本土的太监。

而且如果一个中学生拥有西洋美术史的常识,更兼明白:那几个圆明园的兽头装饰,本身是十八世纪欧洲巴洛克的雕刻品,英法联军闯进园明园,不可能觉得这几个兽头有价值,因为今日英法欧洲的建筑物,有大量这类物品;正如你今天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唐餐馆,看见室内装饰的一盏红灯笼、一条五爪金龙,你不会觉得价值十万美元。因此那几件廉价的兽头,居然为中国富豪以爱国为名,抢成几千万“投”得,一个识货的小饶宗颐,必含笑不语,心想:哗,大陆果真有太多急想外流的黑钱。

在全球化的世代,读中国历史,要跳出中原,在西域找知识,就不会越读越蠢,以为明思宗上吊、丁汝昌自杀,俱是中文历史书说的“殉国”。

因为明思宗不是“中国”的臣仆,朕即国家,他本身就是中国。但大明朝又是被李自成的叛军打进北京而逼死的,汉人李自成如果“起义”(中国人的教科书另一个问题名辞)成功,中国就由大明朝,改为“大顺朝”,只改朝换代,“国”还好好的在那里。可见“殉国”一词,引起的思维逻辑巨大混乱。

全球化时代,读中国历史要全球多角度。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史,英国与日本有参与;正如中共之诞生与壮大,苏联参与。因此读中国现代史,要参看英国人说法,日本人的版本,俄国人的档案,有如法官听控辩双方陈词,勿只听信中国人一面之词,尤其当这个民族,并不以讲真话而著称于世。

当然,有时中外版本也一样,但一样的时候,往往会有点滑稽,譬如林则徐,中国人捧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的反英爱国英雄,日本在满洲国的历史教科书中,给中国小孩上课,也捧林则徐为亚洲第一位反英反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英雄,勉励中国小孩敬仰林则徐。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崇尚“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席逻辑,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许的英雄,必然是一头狗熊了。当香港恢复中国历史教育时,小孩可以问许多有趣的问题。

如果我是中学生,遇上中国历史课,我最想问教师:如果香港的邓永锵爵士,时空穿越,咸丰的一八五九年左右在生,遇上火烧圆明园的所谓“民族屈辱”事件,而英国人请我们David Tang做翻译;而如果邓爵士在火光熊熊之中,以其顽皮而富有高尚艺术品味的性格,不涉政治地,嘻嘻,邓爵士也顺手牵羊拿了几件古董,在“中国会”收藏至今,请问邓爵士会成为所谓的汉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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