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浩劫，也是一场中国民众的集体疯狂。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死伤人数，至今在中国无法正常进行调查，也无法对文革进行真正的全面反思。从社会进步角度来讲这不利中华民族。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当时是高中生，亲身经历了文革10年的浩劫。请听法广专访胡平先生。
法广：文革开始，您19岁，请问您谈谈自己的文革经历，您受到什么冲击？
胡平：现在人们谈到文革都称为10年浩劫。其实，在文革前情况就已经相当恶劣。与我同龄的不少人也有同感，发现文革前就已经非常压抑。那个时候，阶级斗争调子就唱得很高，在学校里已经非常强调你的家庭出身。我们这类学生希望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也被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受到批评。当时，我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能对现实形成自己的批判意识，因此感到迷茫。
在文革爆发后，我当时还想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己，去参加革命，相应党的号召。另外，也希望通过这种革命也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认为我们思想有问题，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当时受到同样的教育，也把革命看得非常重要。
我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后来随军起义，成为解放军。可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呢，又被当局用反革命罪论处，我属于黑五类。从当时的标准来看，我的家庭出身非常黑。加上我家亲属中又有海外关系，因此有同学说，打开胡平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
法广：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但是当时您还是学生，因此对您压力不小？
胡平：对！我们这类家庭出身的人不能入团，不能担任学生干部，也不让你考上大学。我当然就很不服气，认为这不公平。当时是说重在表现，还是要看你的出身。各级领导，为了自己政治前途考虑，对出身不好的首选就抛到一边，造成严重的对家庭出身歧视。我们这类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根本不能考上大学，在51，52年的时候，对家庭出身还不是看得这么严重。到了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家庭出身看得越来越紧。
法广：请您谈谈，文革您感受到初期的学校，社会上的氛围？
胡平：文革初期，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的老师，也批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的批判内容与我以前的想法有不少相同之处。当时主要想自己思想不对，应该改造自己。后来我不满的是，当时对老师的批评很快从口诛笔伐上升到人身侮辱和殴打，这类残暴的做法让我非常反感。即使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不符合的。
随后，北京学生写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反动儿混蛋。”也传到成都。大家进行了3天半的辩论会，也就是批斗会，主要批判出身不好的学生，主要是批判我，给我巨大压力。自己要强，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当周围人都对您有负面的看法的时候，对你自己的自信就有毁灭性的打击。
法广：您随后下乡，请您谈谈知青生活，以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胡平：文革运动初期，社会形势还好，学校有工作组，对学校控制还是先当的紧。后来到了10月份，中央发出批判反革命路线的号召，把前一阶段工作组，领导人做法扣上反动路线的帽子，包括对我们这些受压抑的人是某种解放。
通过这些运动，如果说着运动之初我还抱着幻想，纯洁的热情。随后，中国有篇出身论文章，我对运动疏离感就更强了。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其实是另类的造反派。我不赞成造反派对保守派采取极端的做法。当时也发生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我也非常反对。到了文革后期，中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展开清理工作。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重新被打成阶级敌人，再次受到虐待。我被说成为牛鬼蛇神翻案，再次受到批判。直到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校的同学都被送到农村，对我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法广：当时知青的生活状况？
胡平：我是1969年3月份下乡，在现在攀枝花市的郊区。我们那个生产队有20个同学，是个集体户。我们共同参加农村劳动，让后共同开火，经营我们的自留地。
大家当时干起活来非常勤快，非常卖力，还帮助农民看病，半夜校，帮助他们安装电线，安装喇叭。当时大家主要还是想接受再教育。大家也感到一方面是沉重的劳动，另外一方面只是有口饭吃。而且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无法使用自己以前学到的知识，也没有书可以读。也因为在农村，远离城市中文革的政治舞台，与文革也拉开了距离，对文革有新的看法。我感到文革中搞的运动比以前还要糟糕，还要恶劣。
当时共产党没有出版什么好书，在文革期间大部分读物还被打成封资修，受到批评，被销毁。所以当时能够找到书读非常不容易，而且读书思考本身就冒风险。我下乡第二年，公社组织批判会，批判我个人主义思想，反动思想等等。当时我就是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都是罪名。也让给我未来蒙上阴影。
2016-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