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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棍往事

我们和文化人的差别,凭着头顶上的日头就能分辨。当我们大喊“热死啦”的时候,文化人一边擦汗一边作诗,“岂无九重居,广厦簾垂湘。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这诗的作者是乾隆皇帝,诗名叫《热》。看来乾隆爷真是热坏了,热就一个字,多一个字都懒得写。好在身为皇帝,还能吃点地窖里储存的冰块。没空调吹也没冰饮吃的古代百姓,暑热之苦,可想而知。

现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冰棍,迈入千万家,早说也得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了。

上世纪30年代,《申报》报道上海百姓依靠冰棍消暑。1936年“冷饮品中常以冰棒行销最广”,1938年“本埠冷饮业酸梅汤冰棒,供不应求”,销量“打破历来纪录”,某新品牌冰棍刚一上市,每天“销到十万多根”。媒体对冰棍不吝赞美,称冰棒方便食用,“虽走在路上、坐在车上、卧在榻上”,都可以“一支在手,取凉去暑”。

不过,并非所有冰棍都让人放心食用。当时市面上有不少杂牌冰棍,系草率制造,“食之颇多危险”。《申报》就广泛宣传,建议购买大品牌产品,如“美女牌”,还有“冰轮牌”或“金驼牌”,说它们的冰棍“用沸水制成”。冰轮和金驼产自同一家叫“洽茂冷气”的公司,据说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冷气厂,生产的冰棍“风行全沪”,天热之后,每天供不应求。1939年,刚刚进入6月,《申报》就提前营造舆论,接连以“这二种冰棒顶顶清爽”“冰棒畅销”“洽茂冰棒销路大畅”为题大做广告。称冰轮和金驼是国货,“原料纯净清洁”“滋味高妙而且着实清爽”,用的是新式机器,放的是名贵原料,且“消毒考究”,“要太平过夏,请吃这两种冰棒。”

不知是不是生产能力不足的原因,冰棍热销还引发价格上涨。如美女牌冷饮旗下的“冰结涟、巧克力雪甜杯、德祿紫雪糕”每盒杯涨售至三角,“冰结涟砖、每盒一元”,紫雪糕一盒涨一角五分,而一根冰棍直接“涨售五分”。

如此有利可图,自然吸引投资者涌入。有些商家开始出售制作冰棍的机器,1939年夏天,一台二手机器可以卖到400元,日均产量在3000根冰棍的新机器,可以卖到1000元。1936年夏末,上海还举办了日本机器实验博览会,有制造冰棍的机器展示,一匹马力者每一日夜可制冰棒5000支,二匹马力的每天可生产10000支。为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展会现场就有冰棍售卖,每根3分钱,“食之尚觉清凉可口”。直至1944年,售卖机器的生意还在持续。如报纸仍时有广告,“今有冰棒机一座,连同五匹马达一只,以及一切应有机件等出让”。还有卖竹筷的消息见诸报端,以“冰棒厂注意”为题,宣称“玆有大批竹筷极合冰棒用”,愿意廉价出售。

别看冰棍好吃,而且生意火爆,但质量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37年,上海管理部门要求学校禁止学生购买劣等冷食,同时检查校内外商店所售冰激凌是否来自正规厂商。1939年有《当心冷饮》的文章刊发,称沿路叫卖的各种凉饮物品,十之八九是“不清洁的,不卫生的”,不慎吃了,“体弱的马上要发生病症”,即便身体强壮的人,时间久了“也必生病”。

1941年,报纸仍在呼吁孩子们不要乱吃冰饮,说“市上所售的往往不很卫生”。1947年,9月的上海连续出现霍乱病人,第四个患者叫刘庆梅,发病前吃了切开的西瓜和劣质冰棒,据媒体称,“或为致病之因”。因该人为本市居民感染霍乱中的首例,引发了防疫部门的高度关注。翌年6月,上海卫生局为防止疫病传染,对于无照经营的冷饮店及各种无照之冷饮品坚决予以取缔,并详细列出取缔名单,包括没有执照的冰激凌、刨冰、冰棒等。

打击伪劣产品,为良心商家带来了新的开疆辟土的机会。1948年5月,美女牌乘势推出新款冷食,主打广告语就是“安全可靠冰棒”,能够积极响应时代呼唤,为百姓提供安全食品,无怪乎人家能够做到大品牌的位置。想必这款冰棍一经问世,又能风靡市场,赚个盆满钵满了。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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