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也是“戊戌维新”失败一百二十周年。一个成功，另一个失败。
戊戌维新之败因，不是国民党说的“满清保守势力太庞大”，更绝不是共产党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路走不通，马列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选择”。当时的保守势力完全可以克服，只是发动戊戌政变的文人集团没有足够的智商；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在康梁身上投放注码，只有英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有此眼光，但问题出在老大才疏、狂妄自私的康有为身上，如果不是这个三流文人做领袖，中国人的命运以后全不相同。
康梁是广东人，中国有地域观念，北方官场看不起南粤省籍，而且论学问，广东的岭南派一直被视为末流，康梁在北京从事变法，以为通定了光绪即可，万事大吉，有如香港的电影人北上拍片，以为跟广电局长很活络，他的电影就可以路路通。
但是康梁有优胜的时势，就是甲午战争后，北京官场中人也觉得应该“变”，包括洋务运动之父李鸿章。李鸿章不是所谓保守派的代表，袁世凯和荣禄也不是，甚至慈禧太后也不是，只要康梁有一点江湖经验，懂得人性心理学，维新完全走得通，君主立宪可以成功。
然而康梁毕竟是文人。文人的陋病是太多理论，明明从政却由理论和学术开始卖弄。康有为没有什么学问，偏偏写了几本反孔反儒家的书。满洲人对孔子的兴趣不大，但科举取仕翰林的其他文官，在康雍文字狱之后，经历了乾嘉的朴学考据时代，都对儒家极有研究，文人相轻，认为康有为一派胡言。
戊戌维新集团中人，论中国学问，不及俞樾；论西方学问，不及严复，却花了太多时间攻击中国的孔儒传统。如同利马窦来中国，不会先取缔中国人拜祖先的习俗，声称只准拜上帝，而可以上帝与祖先并敬。
而太后不是一个坏女人。她有人情味，她不会为难对她好而有恩的人。同光中兴靠曾国藩，她一直都心存感激，连同其学生李鸿章，也一直信任，让李鸿章统领全北洋水师，太后没有坚持做“军委主席”，让李鸿章全权，概不过问。
但中国文人若学术做得通，必不懂得政治，或不敢摇撼制度，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制度供奉的得益者；若在政治上有大志者，学问必半桶水。半桶水的文人，若可上位贴得近光绪，就要有点心理学知识：光绪绝对不是明治，李鸿章也不是伊藤博文，康梁必须得到慈禧的欢心，做韦小宝，优先摆平太后。
康有为伪造密诏，唆摆光绪授权给他发动兵变，却又找谭嗣同做替死鬼，夜访袁世凯。慈禧太后不是反对变法，而是认为维新集团要取她性命。一个三流文人害死了一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