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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在港发言人张浚生病逝

张浚生(右)与前港督彭定康网络图片

身兼中国在港首位发言人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昨(19日)午在杭州逝世,享年82岁。他最为人熟悉的是不时像西方官员般接受记者追访,申述官方立场;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六四事件期间,决定让亲中喉舌《文汇报》以“痛心疾首”四字作社论来表达对中央政策不满的拍板人;不过,中国事务评论员刘锐绍指,张的或开放或强硬,只是按北京政策行事,属典型党官所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前任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均发表声明,对张浚生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又赞扬他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特区成立作出卓越贡献。而曾被张浚生隔空狠批的港英政府最后一任港督的彭定康,则透过助理响应其死讯:“我向他的家人致哀”。

浙江大学昨日发出的唁文称,党委原书记、浙江省政府原特邀顾问张浚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据本台了解,去年曾来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的张浚生,健康不错,上周更获浙江省委省政府接见和慰问,今次是在家中突发中风,摔跤后死亡。

卒年82岁的张浚生,前半生一直在原浙江大学工作,1985年来港前是杭州市委副书记。在香港工作十三年间,张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之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及分社副社长,1992年10月起兼任新闻发言人,是中方首位在港发言人,以便尽快响应彭定康的言行。他一改京官甚少公开接受记者访问的惯常情况,甚至不时像西方官员般接受记者边行边问式的追访,故颇为港人熟悉。另外,他亦会像西方官员般与新闻界私下交底,争取支持。

评论员刘锐绍向本台指出,张浚生的表现,基本上是按不同时代的北京政策宽紧办事,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前,北京要争取港人民心,故此张表现得较为开放,但在六四事件后,却与出走美国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划清界线,否认让《文汇报》开天窗,并按中央政策指骂彭定康。

《文汇报》作为中共在港报章,在中共下发戒严令翌日,即5月21日,以“痛心疾首”四字作为社论,俨如开天窗,影响不少。但由于定性问题,当年参与者的说法既有罗生门,亦有前后矛盾。当时是《文汇报》驻北京特派员刘锐绍忆述,当晚该报社长李子诵、董事金尧如及代理总编辑曾敏之拿着“痛心疾首”和“夫复何言”两句“社论”与总管新闻界的张浚生商讨,张以“痛心疾首”更能强烈表达立场而决定选用。不过,由于六四仍未平反,张在中国内地退休后曾否认,并指自己是反对开天窗的。至于曾敏之更是先公开否认与事件有关,但临终前却指“痛心疾首”是他的手笔,“夫复何言”则是李子诵的创作。时任副总编辑程翔则指出,“开天窗”是集体创作,功过同当。

此外,六四事件后,中共保守派掌权,张浚生宣示的北京立场亦由开放转为强硬,例如公开指前港督彭定康1992年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是“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及中英双方过去达成的协议),但又要维持中英良好关系,故骂彭定康“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刘锐绍称,他印象中,张浚生连“擦边球”也没打过。

香港回归后翌年,张浚生返回中国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并出任大学党委书记,退休后出任多间大学的兼职教授。他返回内地后,仍不时就香港事务发言,但立场亦弸中央政府而转硬。刘锐绍举例说,张近年已很少来港,但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仍按中央调子,透过传媒狠批运动,可见其典型党官作风,退休后仍没改变。

他续称,若说张浚生立场开明,那是北京政府政策使然,而六四事件后,中央立场已变。他更援引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时回应是否开明派的提问时曾说,中国政治没有个性,尤其是执行政策时。

若此,一些民主派对他的评论可能亦能反映北京政策: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柱铭认为,张浚生作风强硬,但比现时的中央驻港官员较少介入香港事务。民主党立法会前议员张文光形容,张浚生作风及言论强硬,但离任后发表的言论则反映他比不少北京官员更了解香港。

也许,张浚生去年7月在浙江大学官方微博的说法简单地总结了他的在港工作:“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按‘一国两制’的方针,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使香港平稳过渡。有利于这任务完成的事就去做,该交往的就交往,该表态的就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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