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信仰。只有理解“春节情结”的人，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没有经历过春运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过年回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信仰。
而那个“家”，必须是自己出生并成长、被称为“故乡”或“老家”的地方，别的地方，都只能是“工作的地方”。正像一个段子所说，每到春节将至，各大城市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等总要怀着既期待又厌倦的复杂心情，开始筹划回家这件大事。然后，挤上火车、飞机，再换乘大巴、出租车甚至徒步，终于回到家里，他们的名字也变成了接地气的翠花、艳丽、二妮儿、大强、小明、狗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回家的决心，即便是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雪灾也不能。因此有人说，只有理解“春节情结”的人，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没有经历过春运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春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活动
早在1953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春节客运”的提法。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的社论，认为“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节后再把他们运回工作岗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篇社论提出四种减轻运输压力的办法：第一，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回家；第二，各单位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要错开；第三，买到车票、船票的，要体谅春节旅客运输中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最后，希望各地机关、企业、部队和学校调出一部分汽车来参加春节旅客运输。
那个时代的旅客，主要是回家探亲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企业和建筑工地的工人，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鼓励自主就业，对人员流动的限制也开始放宽，人口的大量流动才成为可能。这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较发达地区打拼的人，到了春节前后集中回家过年，且人数逐年几何级增长，使得“春运”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为了做好春节运输工作，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此后，“春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高频词，也成为需要“全社会支持”的大事。
根据新华社消息，1979年春节期间已有1亿人次乘火车出行。1983年起，春运成为“全国性、大交通春运”，铁路、道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输送的乘客都计入春运总客流量，因此1984年春运总客流量猛增到6亿多人次。第一个春节民工返乡潮在1987年出现，这一年春节，仅铁路输送的旅客数量就达1.298亿人次。1988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标题为《我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其中提到：“今年从春运到暑期，主要干线的特、直快旅客列车超员率都在40%以上，个别车次有时竟高达100%以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春运总客流量跃升到“10亿+”级别，迈入“20亿+”“30亿+”的节点，则分别在2005年、2012年。所以外媒把春运称为“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类集体迁徙活动”，CNN还纳入春运总里程指标来验证这个观点：“（2016年）中国春运总里程达到12亿公里：约等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8倍，几乎相当于你飞到土星度了个假。”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人流，春运的难题依然是1957年《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提出的“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解决思路也仍然是那篇社论提出的老办法：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回家。
铁道部门给出的彻底解决春运问题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春运紧张状况将不复存在。
家，就是长途奔波的意义所在
关于春运，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经历可讲：难忘的、奇葩的、悲伤的、快乐的……
一名叫“麦穗”的网友在“蚂蜂窝”上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的春运初体验，始于六七个月大的时候。那时从兰州到杭州坐火车需要至少36小时（讲故事的人并没有明说是哪个年代，推测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火车上实在太挤，“我”机智的父母想了个法子，把“我”放在帆布行李袋里，就成了一个自制的摇篮。幸运的是，“我”不哭也不闹，父母就这样一直提溜着行李袋，把“我”提回了老家。所有人都问：“孩子呢？”因为他们都以为这对年轻的父母把孩子弄丢了。“我”爸一拍脑袋，说“差点忘了”，然后在众目睽睽下，打开了行李袋……
纪录片《1350km》则记录了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的故事。2011年1月24日，离大年三十还有十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与妻子彭双芹算了一笔账之后，决定加入“十万摩托大军”：从肇庆到贵州石阡，如果坐火车，夫妻二人来回花费2000多元；如果骑摩托，花费600多元，能省掉1000多元，那当然要省了。
与这对小夫妻同行的，还有三个亲戚。五个人，三辆摩托车，就这样踏上了花费五天四夜、长达1350公里的回家之路。“进（晋）州过去就是井苹（锦屏），井苹（锦屏）过去就是天柱，天柱过去就是三会（穗），三会（穗）过去就是镇远，镇远过去就是我们县，石阡。”这份汪正年写在本子上的错字连篇的线路说明，就是他们的行程表。
没有GPS，上路全凭路牌和问人，这支小小的摩托车队，路上状况百出：汪正年开到80码，突然一只黄狗闯入镜头（摄像头就装在汪的头盔和摩托车车头上），咯噔一下，他没在意，继续开，过后才想到问妻子，刚才是不是撞死了一条狗？“唉呀，硬是反应不过来。”天气很冷，下雨时他们披上雨披，在腿上套上塑料套；但路上结冰就没有办法了，他们接连滑倒，只好在路边人家的稻草垛里抽了一些稻草（取的时候还很不好意思），搓成草绳，一圈圈绕在轮胎上，就当防滑链了。
就这样，伴随着摩托车单调的轰鸣声和呼呼的风雨声，观众看着他们离家越来越近，心情也渐渐放松。就像路上他们遇到的一个农民工说的：“开慢一点，总会到家的。”而家，以及久违的家人，就是这趟千里骑行的意义所在。
方便面，春运第一神器
而说到春运，有一样东西不可不提：方便面。车厢里弥漫的方便面味道，是很多人的春运记忆，而盘点历年春运的经典影像，总少不了方便面这个元素。比如摄影师王福春1995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场景是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卧铺车厢，一位女乘客吃着碗面，同时吸引了身边的男人和宠物狗。还有一张2006年摄于北京西客站候车室的照片，竖构图，一位母亲将方便面咬断，便于喂孩子；而她的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早就张大了嘴巴等着。
王福春曾是一名铁路检车员，1977年开始拍摄火车上的见闻，结果一直拍到今天，拍了40年。他大概是全中国拍过最多火车影像的摄影师，并因此成名。根据他这么多年拍火车的记忆，他说上世纪80年代火车上就出现方便面了，只是那个时候吃的人很少，而且是袋装面，还得自备餐具。
90年代，随着碗面的诞生，火车上的方便面也跟着更新换代。那个年代王福春每年要跑几百次列车，几乎天天在火车上，每天以方便面果腹。按每年吃300包计算，整个90年代他至少吃了3000包方便面。这让他彻底吃伤了，到了2000年以后，他就几乎没碰过方便面，甚至一闻到味道就难受，因为那是一种与拥挤不堪、气味浑浊的绿皮火车紧密相连的味道。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伴随推着小餐车的列车员这句熟悉的吆喝，一定还有一句：“脚收一下！”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味“舌尖上的绿皮火车”：买上五块钱一碗的方便面，跑到车厢前求点热开水把面泡得不脆不软，配上点凤爪、花生之类的下酒菜，往面碗里投一个家里带出来的茶叶蛋，奢侈点的可以再剥根火腿肠，最后来瓶啤酒和同行的哥们儿碰个杯，爽！
火车提速，绿皮火车也依次变成红皮车（其实是橙色的）、白皮车，乃至变成高铁、动车，在密封的车厢里吃方便面也成为一种不体面的行为。于是有人呼唤国产“火车便当”的出现，毕竟现在高铁、动车上卖的盒饭实在拿不出手：比如保质期长达半年；比如服务员会把15 元、25 元的盒饭藏起来，只卖40 元的盒饭宰人。为了提升服务水平，2017年，12306终于推出网络订餐服务，坐动车时可以提前两小时叫外卖。2018年1月，订餐服务再次提速：只需提前一小时预订即可。此外，你还可以预订地方特产。
未来春运还会存在吗？
未来人们还会不会过春节？春运这一中国特色事物会不会彻底消失？《解放日报》在2017年1月推出一个特别策划，特邀五位科幻作家对未来展开想象。
作家张冉设想的场景是：2040年，星际航班送游子回家。“2040年2月11日，由火星开往地球方向的敬业号空天飞机刚刚到达地球同步轨道，即将在两个小时后进入大气层，降落在北京大兴第二星际航天枢纽。这是年前的最后一班火星方向空机，也是客流量最大的一班，它运载着500名归心似箭的地外游子，能否让这些乘客安全回家吃上热腾腾的饺子，过个和谐幸福的好年，这是压在全体机组人员肩头沉甸甸的担子。”也就是说，即便到了2040年，人类已经去了火星定居，还是有着不可抑制的回家的愿望？
作家康乃馨则从另一个思路构想：2117年，在虚拟世界里团圆。“100年后的春节，人们会不会选择在虚拟中度过？一定会有人建立虚拟的平台，大家都用虚拟现实（VR）设备和摄像头。而平台中也会提供各种现成的场所，酒店、麻将桌、KTV，等等，大家约上一个虚拟的地点，一起进行各种娱乐活动，而这一切都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完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带着父母去穷游世界了。“上午去夏威夷，下午就到拉斯维加斯。什么？你想看埃及的金字塔，还想看埃菲尔铁塔？容易，马上就到。”“就是不知道火星的虚拟平台做好没有，做好了咱直接来个宇宙春节吧！连放烟花的钱都省了，整个星空都是你的！”
哪种设想比较靠谱？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也许未来还真的会这样。春节粉和春节黑的争论还将持续，而未来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回家——这是无须讨论的——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快捷、安全地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