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一切文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来作报告。那位书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站，建设“塞北江南”，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那么大！可以塌塌实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干部小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干部，他们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国家有一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头绿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西万树海棠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心里怀着愉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那些教训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我们村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提出干的。当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器声一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这，我不懂。但我想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迫不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早，那点活都能干完。”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呀。”原来半夜里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心里开始感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浇地写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吃饭时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的都吃得很好了。——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堂。每个生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就曾引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这样一吃，就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报上天天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了炼铁，何必非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县学习，立即建炉，把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炉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走到那帐篷里，只见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旷野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我到了，她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睁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去炼铁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砍倒，棒子也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怪话可多哩，说过了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提出所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天天种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一曰深耕，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对比展览。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已经用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人家报上登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这块挖完。且都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是擂台
新诗歌，拿来赛
赛诗台，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
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著要把保姆辞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选自韦君宜著《思痛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