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络直播，全世界观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性侵案审判听证会：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劳伦斯·G·纳萨尔（Lawrence G. Nassar），以治疗和关爱为名，先后对超过160名女性实施性侵，其中有154名女性站到法庭里当面指证，听证会为期长达7天。
回忆青少年时期遭受的身心虐待是非常痛苦的，听证会每天都充满了哽咽、哭泣和愤怒。与此同时，它展示了女性发声的力量、赋权的勇气和追求公正的信心。主持审判的法官罗斯玛丽·阿奎利纳（Rosemarie Aquilina）鼓励她们说出自己的遭遇，称能听到这些证词深感荣幸。这些证词让她对纳萨尔犯下的罪行确信无疑，判处他40至175年有期徒刑。
纳萨尔性侵案不是孤单的例外
正如受害女性指出的那样，眼前这位曾经声明卓著的医生，乃是披着人皮的恶魔；不过，他一定不是孤单的例外，甚至也不是所有恶魔中最坏的那一个。在观看现场视频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不是这位身着囚衣、乖乖聆听受害者的指控、不时擦汗拭泪的被告，而是多年前那位风光体面、受人尊敬同时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的纳萨尔医生，是更多现在仍然像当年的纳萨尔医生那样为所欲为、逍遥法外的权力滥用者。
自然而然地，我也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的性侵案和强奸案：海南的小学校长伙同地方官员带本校女生开房、江西留守女童被教师猥亵强奸染上性病、北京幼儿园幼童疑似遭受性侵……尤其是遍地皆是、难以计数的贪腐案——根据中国官方资料，仅“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地三级立案侦办的腐败案达243万多起，受处分者达237万多人。几乎每一例曝光的官员腐败案都包含着大量“权色交易”。
听着这些受害者的高声控诉，我想到中宣部的媒体禁令，那些时时刻刻都在被删除的网文，想到“红黄蓝”事件中被坏掉的硬盘，还有江西省瑞昌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在接受性侵受害者家属时说的话：“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性侵的本质是权力滥用
性侵案的发生原因，与其说施害者本性邪恶、手段卑鄙，毋宁说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被滥用、受害者被操纵。对于他的年轻受害者来说，纳萨尔曾经作为随队医生，拥有垄断性的诊断、治疗、探视等专业权势。正如学生之于老师一样，患者之于医生，关系中包含了信任和服从。他利用这些权势操控（to manipulate）受害者，让她们顺从、迷惑和沉默。
同时，他拥有社会文化赋予的男性霸权，让受害者感到羞耻，从而怀疑、淡化和掩饰自身的受伤害感受。有一位受害者陷入酒精和毒品，最终自杀。有的受害者向父母陈诉，却不被相信，甚至被要求向纳萨尔医生道歉。一位父亲了解真相之后，因为不知道如何帮女儿讨回公道而自杀。假如女儿被人骗了钱，暂时也还能活下去，想必这位父亲不会含辱自尽。因此，他也是性侵案中“责备受害者”文化的受害者。
这是我想到腐败案中的“情色交易”的原因。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不可能有平等的交易。这些被命名为“不正当性关系（交易）”的腐败案中，必然存在大量的被胁迫、被操纵的性侵事实。
中纪委带不来正义
如何了解这些事实？如何实现正义？不是靠伟大领袖一声号令，不是靠中纪委的反腐铁腕，也不是靠专案组的全面调查，甚至不是靠审案法官的一身正气，而是为受害者赋权，让她们有机会、有勇气、受保护地发出声音。
即便在“官官相护”机制相对薄弱的美国，官僚机构也不会自动实现正义，甚至是当事人讨回公道的屏障。多年以前就有受害者告诉父母，或投诉到纳萨尔所在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国家体操队。假如第一声投诉就受到重视，恶行就可能被及时阻止，就不会有前仆后继的受害者。遗憾的是，父母选择了怀疑，两个机构则进行了包庇。好在美国还有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媒体和司法。《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调查报道，打破了施害者长期得以庇护的坚墙。
“多名女性”是永远的受害者。
在这起性侵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操控（to manipulate）”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通过权力操控，受害者不仅被噤声，被迷惑，而且还相信施害者是朋友，是恩人。在中国同类事件中，操控则是体制性地公开进行的。各类媒体被管制、监控和奖惩，人们被要求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中纪委，拒斥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西方那一套”，结果政府说硬盘坏了，警察把受害者的监护人抓了。
除了最近中国女性受西方“Me Too ”运动激励勇敢发声的北航教授陈小武性侵案等少量案件之外，中国随处可见的校园性侵、职场性骚扰及“权色交易”腐败案中，受害者或其监护人大多失声，甚至仅仅以“多名女性”等概略称呼替代。阿奎利纳法官在宣判纳萨尔“死刑”（长期监禁）的同时，对受害者说：“你们不再是受害者了，你们是生存者”，“把痛苦留在这里，走出去创造辉煌吧”。假如没有发声的机会，即便施害者被判服刑，那些被“不声不响地带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的受害者，那些仅仅被用来修饰贪官多么腐败的“多名女性”，只能是永远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