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这个疮疤揭不得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被绞的肉不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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