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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5/5)

分析一个政治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宣言,恐怕更多地还是要关注他的实践。我们不妨从思想渊源、组织原则以及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剖析一下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论及他们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一当然是为林氏世袭王朝造势的“超天才论”。如前所述,林立果被不断升级地吹捧为“超天才”和“第三代接班人”,是“承天命”的未来的“世界领袖”。如广州“战斗小分队”的“1971年5月22日誓词”之一就是:“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46]其二,是代表日本军队的“江田岛精神”,即武士道精神。可见林立果等人的思想体系其实是来自封建王朝的天命论和现代法西斯武士道的精神杂烩。

谈到“小舰队”的组织原则,我们不妨来浏览一下由林立果亲自审定的一些文件和规定。首先,“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对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均是绝对机密,未经请示和未得到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其次,林立果筹建的“教导队”的选拔标准有“凡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兵,一律不要;凡是高干子弟、和高干有联系的,一律不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绝不招收”。无论上海小组、还是其直属武装“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都不仅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战术、技术训练,还要进行登高、巷战、绑架、车祸、擒拿格斗等特种训练。“林立果还规定,‘教导队’不仅是在上海活动,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最后,这些秘密组织都有严格的纪律,特殊的联络密语暗号。平时“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至少两个人以上集体活动,晚上上厕所男队员至少两人同往,女队员三人同往;不准打电话,电话有专人管;……”[47]从这些组织原则来看,林立果不仅要培养对他个人愚忠愚昧、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死士”,还要建立带有一定程度的恐怖组织色彩的亲军。

最后,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判,个人道德品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尽管张春桥政治思想上极左,但在和他相同级别的高级干部中,张在生活上却是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对个人婚姻和感情生活也是严肃认真的。相比较之下,还远没有进入高干层次的林立果却是一个骄著淫逸、道德败坏的纨绔“衙内”。从1968年到1971年,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林立果通过军队的组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时三年多的大规模“选美”(“选妃”)。如“九·一三”事件后,就在参与选美的“小舰队”重要成员于新野家里发现有224个名字,2,519张备选的女青年的照片。其中一人竟被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被拍了126张照片。林立果还直接参与了这些选美活动,他在上海就亲自看过和面谈过一百十几位备选的女青年,其中的不少还被他用欺骗利诱等手法当场奸污糟蹋了。林立果对政治野心的狂热和对肉欲的追求是互为变态动力的。哪怕在“九·一三事件”他准备外逃前夕,他都让“小舰队”成员把两个他的年轻的“妃子”张×和袁×送到北戴河机场等候他的“使用”。[48]当然,林立果深知:这些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都是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的地位给他带来的特权。尽管他还不是正牌的第二代“皇太子”,但他却预支了“皇太子”的种种特权。于是,他对这些特权的优越感越是强烈,失去它们的危机感也就越发不能忍受。为此,他才迫不及待地走上策划暗杀毛泽东的“571”之路。凡此种种,使我们不难预测林立果执政后的畸形的中国政治缩影——一种残酷的法西斯军人体制,一名狂妄自大、荒淫无道的“少年天子”,一个类似北朝鲜的黑暗的世袭王朝。

这里,一个问题会油然而生:林立果的571工程和林彪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对此,学界至今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认为没有关系者常常有这样两个的反证。一是如果林彪要搞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他手下的黄、吴、李、邱等大将进行,而要把它交给毫无经验的林立果一行?二是林彪是一代战神,如果他要想搞政变,会搞成一场如此幼稚可笑的纸上谈兵吗?在回答上述貌似有力反诘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等人虽然是林的政治上的同党,但毕竟不是“死士”。他们获得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并不全部来自林彪,恐怕更多地来自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同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林彪“心里明白,我们是因为林拥护毛主席才拥护他的”。[49]可以推测:如果林立果的“小舰队”暗杀毛成功,他们当然会拥戴林彪—林立果黄袍加身。但是要他们跟着林彪揭竿而起,尤其是直接参与对毛的暗杀阴谋,黄、吴、李、邱等人也未必会响应。更何况这些在政坛上混了多年的“将军们”早已经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破釜沉舟的豪气。

同样,文革中的林彪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战神了。正是数十年的战争生涯,使他长期用脑过度,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压力极大,整夜整夜地失眠。加上因枪伤直接导致的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使文革中的林彪无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根据林办工作人员回忆:“自1968年夏天,林彪的健康情况日差,听‘讲文件’的兴趣骤减。过去是一天听一两次‘讲文件’,减至为几天听一次,有时一个多礼拜才听一次,而且一次只能听一二十分钟”。[50]林办秘书张云生这样描述过林彪怎样“从一个军事天才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蠢才”:

1969年紧急战备前后林彪的几次“脑子发热”。一次是1968年初夏,林彪叫林立果搞一种“试验”:把两辆自行车平行地搭在一起,看看在战争打起来,各种车辆被破坏以后,它是否作为部队交通工具的代用品。不用说,这种“试验”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是1969年国庆前夕,林彪怕苏联乘我举行国庆大典时对北京实行突然袭击而使附近的水库决堤,因而向周恩来提出连夜将十三陵、官厅、密云等几个大型水库的水全部放掉,幸而被周恩来劝止,才使下游几十个县免遭水淹。第三次是1970年5月,林彪“转车”时发现北京附近部队的高射炮一排排放在阵地上,他怕这些暴露的高射炮阵地被苏联的间谍卫星侦察到了,就叫李文普找高炮部队指挥员“研究”一种“小庙”式的掩体,将阵地罩上。这些幼稚可笑的举措,哪里像当年在战场叱咤风云的林彪?[51]

由此可见,文革中沉疴多年的林彪早已经丧失了许多他应当与时俱进的现代军事才能,更何况现代政治暗杀和他以前指挥的大兵团作战是完全不一样。可以想象,即便林彪直接参与策划,也未必一定会比林立果等人高明多少,用这一点来反证林彪没有参与或同意林立果的暗杀计划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客观的史实是:在毛林最后决斗的“九·一三事件”前夕,即便林彪想直接搞政变,在他面前还只有一支可怜的武装力量可以动用,那就是林立果的“小舰队”。

迄今为止披露的史料,确实没有表明林彪参与了〈“571工程”纪要〉的制定或直接卷入了林立果的暗杀毛的计划。但是,这并不排斥林彪知晓或默许了林立果的计划,并把它作为自己与毛的斗争中的备用项。关于这一可能,中共官方在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时,曾提供了不少包括“小舰队”成员和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揭发在内的佐证材料。[52]无可置疑的是:在和毛撕破脸皮的最后决斗中,林彪至少是非常被动的,连“小舰队”的不少成员也是非常怯懦的。这样的表现出自于一种心理上和潜意识中的对毛的崇拜和恐惧。这就是“毛神话”的巨大威力,而神话这又恰恰是林自己在文革中殚精竭力地造成的。林彪作为毛主义圣坛的第一祭司,把毛精心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如日中天的神。而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有公开反抗这一自己树起来的神祗才能生存时,他已经作茧自缚,甚至都无法转换一下自己的政治角度了。最后,他只能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然而,任何一个突发性的历史事件总是有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方面的。“九·一三事件”也同样给毛泽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因为连一个的第一祭司都要反抗和叛逃的神教,还能维持得住信徒们对它的神的信仰和权威吗?纵观毛林之间为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的反目为仇的过程,却会蓦然间发见历史在又一次的歪打正着之中,同时动摇和摧毁了毛、林两个文革派系的权力和思想地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开始了其急陡的下坡路。

(《当代中国研究》2016年第2期)

【注释】

[1]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号,第79页。
[2]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载《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美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页。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页。
[4]同上。
[5]毛泽东:〈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7]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张春桥:《张春桥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页。
[10]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页。
[1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40页。
[13]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88页。
[14]同注[12]。
[15]〈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2月1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1页。
[16]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第187-190页。
[17]阎长贵:〈江青秘书谈江青:阎长贵访谈录〉,载向继东编:《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1页。
[18]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19]〈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1973年4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15年第三版。
[21]毛泽东:〈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71年8月25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4、705页。
[23]同注[12],第781页。
[24]同注[7]。
[25]同注[21],第793、801页。
[26]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27]张聿温:《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8]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110,173-174页。
[29]同注[27],第41页。
[30]《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页。
[31]同注[27],第95-97;103页。
[32]同上。
[33]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
[34]见〈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年7月2日,中发(1972)25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36]同注[27],第128-129页。
[37]同上,第127-128页。
[38]同注[11],第232-233页。
[39]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40]同注[27],第103页。
[41]1976年6月笔者在纽约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对陈昭的采访。
[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0页。
[43]同注[27],第362页。
[44]所有这些引语都来自〈“571”工程纪要〉。
[45]柳栋:〈解读“571工程纪要”〉(2015年11月2日),载《共识网》。
[46]同注[27],第204页。
[47]同上,第200,202-203页。
[48]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56-163页。同时参见注[27],第258,264-265,360页。
[49]同注[22],第954页。
[50]同注[28],第146页。
[51]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546-547页。
[52]“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的“笔供”,载〈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小舰队”成员鲁珉的回忆,可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302-303页。林立衡的最初揭发,可见其〈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1971年10月),转引自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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