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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掩饰的败笔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甘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人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重大牺牲。无限“扩大化”如反右,《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对右帽横飞抱不平仗义执言,宁可为此陷入深渊,直至被威胁要活埋她,她高昂头颅。至于张志新、林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把自己的生存植根于他人的血泊中,更为众所周知。以我曾和数百名老右昼夜同处大熔炉20余年所体会,处于当时左的高压下,可有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三条路,绝非仅剩下一条加害他人又自我作践的独木桥。

黄苗子等几位明慧胜我万倍的文化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在运动中竟然选择以出卖他人来减轻自己处境的路子,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败笔。这几位老先生文学成就斐然,我给以足够的尊重。但,如果像有人所说的,对其不义之举应以“大智慧、大慈悲”予以理解,那就太矫情了吧?邵燕祥先生曾以《人生败笔》为名出书袒露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期的“自我检查”,真实地展现出在权力打压下痛苦挣扎的灵魂,以警后世,这是一种勇敢与豁达。败笔就是败笔,没有什么可掩饰、可冲淡的。邵燕祥的自我袒露,与那种卧底告密之举,或可均称“败笔”,其品格则有天壤之别。

但,黄苗子等人的败笔,透视其背后纵深,仅仅是其个人的品格问题吗?那几位学富五车且素来正派的文化老人,个人难辞其咎,但也足以见证当年的斗斗斗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其压榨和扭曲心灵的力度是何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加害他人之后就安之若素了吗?未必。1979年我在被改正回报社之后,听到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22年前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天津青年报》一个开始沉默、后来被“动员”发言对我开火的人,后来竟抑郁而死。去世前他把心事哽咽诉诸一位自己信任的人:“解放前我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时,亲眼看到地下党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肖荻,在反蒋学运中很积极很活跃,那时我就崇拜他。反右时报社一把手非叫我对他进行揭批。白天我勉强发了言,夜里我蒙着被子痛哭不已,我对不起良心!”他还说:“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我被调出到一个中学工作,才知道那位一把手在我档案里照样给我签署了恶评……”,歉疚、自责、失落,使他患上忧郁症,常年辗转反侧彻夜失眠,终于英年早逝。听他倾述的老同事胡世先同志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好人,竟落这么个结果。这就是当年“运动文化”的真滋味,它使人心灵异化、行为变形,留下难以泯灭的自责和创伤,直至弥留都不能解脱。显然,其愧疚、无奈和沉痛,一似三年灾害中河南信阳饿极了的妈妈煮食孩子的尸体,是不会有咀嚼的愉快的。这不是当时一个零星个案,而是一代人漫长的心路历程,冯亦代到92岁时终于在《悔余日录》里以极大勇气吐出了梦魂缭绕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杜高在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时,他流着泪看完当年那些互相揭发、揭秘的材料,断然同意出版问世。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象,明智如黄苗子到阴间见了聂绀弩,怕也是伏地请罪吧?有什么比心债更让人难受的呢?中国文人向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圭臬,以耿介、狂狷、高洁为追求。屈原的孤高、介之推的冷峻、比干的决绝、董宣的强项、董狐的史笔、鲁迅的犀利……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舍命、《秦香莲》里韩琦的仗义自裁……正是这些代代相传、义薄云天的精神,构成了在举世所有文化中最具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并深深渗入中国人的脊梁骨。无论是五千年来的义薄云天、筚路蓝缕,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绝地反击、誓死拼搏,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精神。当年一次次左的高压,其破坏性固然表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尤为阴鸷的是各种“横扫”、“砸碎”、“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彻底摧毁了道义和崇高。一个文人从心地高洁、志在千里一变而为无棱角、无骨气和良知泯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记竟将反腐义士劳教,六旬劳模田文华靠毒奶害人发财、最近习水一些官员和教师竟堕落到奸污幼女……呜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没有追求、没有崇高,即便是富了,只能是贪婪无餍的四足经济动物,只会制造爆炸性的穷富差距。振兴中华,也要振兴道德,跛足走不了万里长征。此中死结在哪里?当其事者心知肚明。不能都像黄苗子、冯亦代有关事件这样时隔半个世纪后才以偶然形式被钩沉、被化解,那付出的代价和利息就太大啦!

化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道义“沉淀物”复杂吗?权衡利弊,事在人为。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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