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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教中文

虽然手持高中教师资格证,我却从来没有当老师的打算。英文里有一句俗语,‌‌“Those who can,do;those who can‌‘t,teach ‌‌”。意即,能者成事,无能者成师。真是把教师这个行业轻鄙到骨子里去了。我一度也以为教师是个不费力的清闲事。然而当我在日本留学时,兼职做起了中文教师,我才发现当初自己的态度是多么轻狂无知。在这些平均比我大了20岁的学生们面前,我不仅仅只是教导他们一门语言的老师,也是被他们教会了如何理解‌‌“异文化‌‌”(日文单词,意为不同文化)的学徒。三人行,必有我师。或者孔老先生说的,才是真道理。

日本人的自我坚持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位‌‌“大叔‌‌”,有一个不太常见的姓氏,宫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秋天,东京的红叶刚要泛红,金黄的银杏叶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落满整条马路。我在咖啡厅里早早等着,宫胁准时推门进来的时候,咖啡刚刚煮好。‌‌“对不起,先生。我来晚了。‌‌”第一面他就管我叫‌‌“先生‌‌”(日文‌‌“老师‌‌”的意思),根本不在乎我也许和他的女儿同岁。在一家机械类企业工作了20年之久的宫胁,人过中年忽然觉得学生时代还没学够,想继续学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他找到我的缘由。

中文里有许多发音、语法和词汇是日语里没有的。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中文之难,不亚于一步登天,这我一早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的,是宫胁在这件事上的坚持。中文课每周只有一节,我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督促学业,只留很少的作业,做与不做都是学生的自由。宫胁工作很忙,即便如此,还是每周必到,作业也一定完成,有时笔记本上还特意留下了尚未弄懂的问题,简直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还要勤勉。我想起早有耳闻的日本‌‌“工匠精神‌‌”,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做同样的工作,无所谓趣味,无所谓成就,只管认真做,做到极致才算满足。

宫胁对自己严格的目光,也延伸到了他所见到的国家与社会上。日本的公司职员往往加班成瘾,早出晚归到家人根本见不到一面也是常有的事。‌‌“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挺傻的。‌‌”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还很吃惊,毕竟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他这是在‌‌“曝家丑‌‌”。但他却毫不介意跟我这个‌‌“外人‌‌”(日文里‌‌“外人‌‌”又指外国人)掏掏心窝子。‌‌“那些为了加班费就放弃和家人共处时间的人都是傻瓜。‌‌”宫胁只要一说起那些‌‌“傻瓜‌‌”就又生气又难过,他觉得现在日本社会有些人情淡薄,是时候改变‌‌“工作狂‌‌”式的日本了。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做一个好职员,他还有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坚持。

听宫胁的诉说,觉得他的理想世界像极了电影《海街日记》的,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山林森森,海浪层层,时代的步伐不曾推动日出日落,而人们恬淡地生活其间。那是另一个日本,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日本。以日本人之坚持,或许有一部分人如宫胁,将来真的会构建如此美好的世界。

英国男人和他的猫

虽然在东京上课,我的学生却不只是日本人。Mat来自英国,是东京一所知名大学的音乐学教授。他在日本研究日本传统音乐数十年,随着视野渐渐广阔,同处亚洲的中国也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为了能够阅读第一手资料,Mat开始了他充满了好奇和灵气的中文学习。

聪明,是我对Mat的第一印象。顺口提到的新单词,说一遍就记下了;完全没接触过的语法,稍微解释一下,下周就能拿来对话了。当真是过目不忘。我也曾好奇,在他看来,多语言者是怎么处理语言在大脑中的关系的。Mat却耸耸肩,‌‌“我觉得我给每种语言都准备了一个脑子,它们互不相干‌‌”。说实话,能够教这样的学生,对于老师而言是一种幸福。在和Mat的课上,我从来不用操心教学进度和成果,只要尽二人的兴,痛快地一路聊下去就行了。

在会话时间里,Mat最常跟我谈起的,是他家那只胆小又调皮的猫。有段时间网络上流行一个小视频,是一只猫安然地坐在扫地机器人上面,不管机器人怎么折腾,它自悠哉睡觉。Mat也照葫芦画瓢试了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昨天,呃,放猫在……那个的上面。猫……走了。‌‌”他还没分清楚在日文和中文的‌‌“走‌‌”的区别。日文的‌‌“走‌‌”指跑,他其实是想说,他把猫放在扫地机器人的上面,但猫却胆小得很,立刻逃跑了。我安慰他,猫只是还没有习惯。隔一个星期再见到Mat,发现他手臂上有许多伤。我问起,他便无奈地一笑:‌‌“因为我又把猫放在机器人上面,它就……going crazy!‌‌”语到激动处,也顾不得中文日文还是英文了。

记得席慕蓉写过一篇关于男人和猫的文章,大意是说,养猫的男人都很温柔。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以我观察,Mat的确是个既温柔又感性的人。有一次我们聊到了最难忘的旅行,Mat说他第一次来日本便去了的松山,虽然时隔多年再不曾探访,却始终念念难忘。我循循善诱,希望他再多说一些,以便练习刚才学过的句式。他却把眼神放远,好像陷入了层层回忆,末了,只道:‌‌“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

我们那天最终也没有完成所谓的‌‌“教学目标‌‌”,只是一味地聊20年前,一个英国人首次踏上东洋之土的历程,有寺院森森,古树参天,还有执着与信念。而我,同样身为异乡人,在破碎的言语中,轻易地理解了他当年的感受。初来乍到的新奇,偶遇误解的讶异,随后有痛苦,有挣扎,有茫然,而当时光走到最后,只觉得当初一切都是珍贵回忆,全无遗憾。

末了,我问他:‌‌“所以,从那时起你对佛教音乐有了兴趣,才留在了日本?‌‌”

他想了想,‌‌“不,是因为我养了猫。我走,猫……会死。‌‌”说完,二人都是一笑。他的笑里,有与猫,与寺院,与日本的难舍难分,而我的笑里,有因他的温柔而产生的感动,和对异国生活未来的期许。

‌‌“谢谢‌”里的中国文化

在我的所有学生里,虽然交好者多,但唯有一人,我始终心怀谢意。她姓西村,从民风热情的大阪搬来东京许多年,虽然家乡的口音早已不用,骨子里却还是关西人的爽朗和正直。

我遇到她时,正是我来东京不久,尚未习惯东京的冷漠,而上一份工作中因为歧视而遭遇的不快也还没有消散。那时,我开始考虑离开。然而西村却从第一次上课起就不间断地告诉我,她喜爱中国,喜爱三国志、金庸和封神榜,喜爱中国人的性格,喜爱普通话字正腔圆的发音,喜爱中国料理里多彩多姿的味道。因为她真诚的目光,我终于相信,在这个国家,我和我身上的异国文化是受欢迎,且受尊重的。

在我的中文课上,学生们不光跟我学中文,也学着了解中国文化。西村曾经好奇地问我:‌‌“中国人也像日本人那样把‌’谢谢’挂在嘴边吗?‌‌”我摇头:‌‌“跟陌生人或者职场同事当然是这样,但亲近的人之间,说谢谢反而生疏。‌‌”西村不解,那亲人朋友之间怎么办。我说:‌‌“有时候,只是这样。‌‌”然后我抬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她却忽然害羞起来,捂脸笑道:‌‌“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我懂得她的意思。在人人称颂礼貌的日本社会,礼节太多太拘谨,有时反而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是中国人之间这种无需言说的亲密,使人亲近,也使人羡慕。‌‌“日本人之间不会这样做,‌‌”西村说,‌‌“但我希望他们试试。‌‌”

因为她这一句话,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他们对我连怒带骂的关怀,和他们之间别别扭扭不肯声张的爱意,还有,盼我归家的殷殷期盼。那期盼,藏在每一个沉默而温柔的眼神里,藏在每一句平淡无奇却令人怀想的话语中。当我身处异乡,回头,终于能够看清这些年来我身上沉淀的中国人性格,看清我拥有的独属于中国父母的爱。我曾以为中国人说‌‌“爱‌‌”的方式很别扭,却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方式。我很感谢西村,因为她,让我知道,这种爱不独我能感知,在东洋的土地上,也是珍贵的存在。
 

成为中文老师之前,我常想,文化是什么,族群又是什么。教起中文之后,我渐渐模糊了对文化和族群的认识界限。在我眼中,不再有人种之分,也不再有文明落差,我所见的,都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他们和他们,或许在不同的土地上,为着不同的事情而忙碌,而担忧,而快乐,但当谈起理解与感动,谈起爱与信仰,他们在我眼中都化为同样的身影。我知道,这世界仍然充满冲突与隔膜,但因为有这样一些喜爱和尊重多元文化的人,我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希望过的那样:‌‌“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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