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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暗杀时代”(4/4)

彭家珍(1888—1912),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深受父亲影响。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使损失减至最小。

1910年7月,彭家珍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直捣京师,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此间汪精卫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彭任军事部长。他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1911年彭父催其回籍成婚,彭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在彭牺牲后仍为未婚夫守节终身。彭家珍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彭“个子不高,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家珍刺良弼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圆面、浓眉,年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就是这样一位貌不出众的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进青年,炸翻了皇权龙椅,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辛亥革命后3个月内,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势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陷于僵局。而孙中山、袁世凯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宗社党,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良弼乃清初睿亲王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清朝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完成共和大业。

历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的肩上。行刺前他致书同志,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绝命书》中,他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其刚烈性格和英雄主义,透纸而出。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资政院各王公开会时,用炸弹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资政院的入场券时,资政院已散会,王公们都走了,结果没炸成。确定要刺杀良弼后,彭家珍首先辗转与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清朝诸权贵之相片,他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牢牢记在心里。再者,要设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这人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料理仔细,顾影自豪。

第三步就是采取何种方法实施暗杀了。彭家珍决定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他没有寻找助手,只身前往。同志们与他握手,相视良久而无言,一幅当代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1月26日是阴历腊月初八,近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称是。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就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殉国。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半个多月后,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宣统皇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贡献不言而喻。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拥向这位“彭大将军”,其中大学者吴修龄所撰尤为引人注目:“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同盟会的“暗杀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令后世仰止的传奇时代,年轻的革命党人用青春的生命和沸腾的热血,向历史、向时代、向后人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忘我,什么是生得其义、死得其所。

《文史精华》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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