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8个月，1月23日，“医生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二审终于公开宣判，一审中杨帆要赔偿死者家属1.5万元的诉讼结果被纠正，他再也不用因为劝阻老人吸烟就担着这份“杀人凶手”的罪名了。
尽管已经宣判，不用赔偿了，杨帆并不觉得庆幸，他还是请律师向对方家属转交1万元。这8个月以来，“医生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耗费了他太多的气力，严格来说，没有谁赢了这场官司。
如果时间重新回到2017年5月2日早上9：24，杨帆不会再坐那部电梯下楼了。他会选择等待左边另一部电梯到达，或者走楼梯——他家住在14楼。
但是没有如果。那天，杨帆走进电梯，按下负一层的按钮，看到身边一位陌生人抽烟。他指了一下那支烟说：“老先生，这个电梯的烟味太浓了，咱把烟掐灭了吧。”
此后的一系列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两人发生争执，紧接着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警方介入调查，老人家属将杨帆告上法院，索赔40万元，一审未判赔后再次提起上诉。
劝烟者与被告人，看似相距甚远的两个身份，同时出现在37岁的杨帆身上，把他自己给绊住了：“我觉得我也没什么错。但要是不劝他，他就不会出事了。谁都会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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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陷入了一种尴尬困顿的境地，他不停清着嗓子，喝几口手里那瓶果汁，又从罐子里倒出一粒糖放进嘴里。时间将近晚上九点，妻子已经打来两个电话，来访的记者抛出下一个问题前，他略感抱歉地说：“今天我儿子生日，要不我早点回去？”
去年11月9日，全国控烟协会邀请杨帆参加月底在郑州举行的第十八届全国控烟学术研讨会，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些什么。“人家主要是做控烟的嘛，大概觉得这是件好事。”他一向不善言辞，这也是杨帆的妻子和朋友对他的评价。
又一场采访来了，赶上杨帆和医院的同事得开车前往云南救助伤员。他是郑州一家医院的骨科医生，郑州距离云南2000公里，时间紧急，记者在救护车厢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同事移开驾驶室与车厢之间的小窗凑热闹，拿出手机来录制小视频，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杨帆被采访。“劝阻一下吸烟，结果闹出这么多，真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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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发生在2017年5月2日早上，杨帆被卷入69岁老人段石的死亡中。
取自物业的监控视频早在网上流传开来，这是段石去世前最后的影像资料，也是最重要的物证。监控视频显示，杨帆在早上9：24进入电梯，段石刚吸了一口烟，见到杨帆进入，便把烟背到身后，往旁边走开几步。
这是一部额定载重为10人的小型电梯，面积不足4平米，杨帆劝对方把烟掐了。段石有所回应，但监控录像仅能观察到他的背面与侧面，没有声音。杨帆回忆说：“当时老人没有不高兴，就是不理会我，然后我又给他讲了这是公共场合，吸烟不合适，有孕妇和小孩。”
杨帆的妻子温静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到了预产期。3年前，杨帆也抽烟，三四天一包，虽然从不当着孩子的面，但温静嫌他满身烟味，不让他抱孩子。大儿子出生后，杨帆把烟戒了。
平日熟人见面，杨帆也会说“别抽烟”，如果有孩子在场，他会劝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点伤害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要保护孩子，这是原则。”
与段石真正的争执从电梯到达一楼开始，两人决定去找物业评理。争执的焦点是：“老人说电梯里当时没有孕妇和小孩，我说现在是没有，待会儿肯定就有了啊。”这是杨帆坚持的说法。直到物业办公室出来一位穿浅蓝色工作服男子，这场争执被第三个人介入。杨帆随后离开，去南门取了快递。
6分钟后，杨帆回来，听说物业办公室里有人心脏病突发，他进去后才发现是段石。作为医生，他为段石实施了心肺复苏：“按压了三四次，每次二三十秒，但是老爷子当时已经快不行了。”紧接着120赶到现场。
段石没能被抢救回来。根据急救中心出具的证明，急救人员到达时，段石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颈动脉搏动未触及，各项生命体征均测不出，经积极抢救，病情无变化，心电图示全心停博，宣布临床死亡。
段石的女婿徐生，是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接到电话后他就往家赶，和救护车几乎同时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徐生知道，段石10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5个支架支撑着老人日渐衰竭的躯体。他以“心脏病突发正常死亡”为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然后着手安排后事。老家的火葬场很快联系上，灵车即将赶往郑州市。
“我们都准备拉回老家火化了，入土为安。后来才有好心人告诉我们，他是因为吵架。”徐生口中的好心人指的是某位物业人员。于是他第二次打电话给派出所，报案说老人死前曾与杨帆“发生争执”。
徐生又去物业调取监控，但这最重要的物证，总时长达15分钟半的监控视频没有声音。他们不愿接受杨帆和段石死亡并无关系的说法：“我们作为家属来说，一条人命没了，什么都不清楚，是不是该了解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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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你当时要是不说该多好。”杨帆的妻子温静有点怪他，“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不怎么重要的话轻易不说，烦心的事轻易不会说，自己都消化了。”
整个家庭都担在杨帆肩上。从一年前他们搬进新家后，87平米的房子里住着老小5口人，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老人身体也不好。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平时不爱说话的杨帆，话变的更少，每次回小区都觉得心里“不得劲”。事后，杨帆和朋友冯学涛吃过一次饭，在对方问起近况时，他讲到可能要打官司。冯学涛理解杨帆的做法，他提到杨帆是个老实低调的人，从农村出来，凭着自身努力考上医师资格证，做了医生。
读大学时，杨帆觉得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救死扶伤嘛，不是说有多高尚，但是觉得当个医生挺好的。病治好了，我就有成就感。”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本干的是救人的职业，却被牵扯到一场死亡风波中。
在徐生报警后，杨帆曾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和段石家属见过一面，这是一场并不愉快甚至有些失控的见面。
在杨帆的描述中，段石家纠集了20多个人，都聚在一块儿。“他女婿说让我赔钱，20万。我说你这是没根据的，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就没有答应他。下面态度就不好了，开始骂、打，估计有半个多小时吧，非逼着我道歉。”
由于对方的言语中出现了威胁，杨帆担心家人受影响，在派出所给段家家属跪下道歉，说：“你们随便吧，想打打，想骂骂，随便吧。”除了小时候做错事情父母罚跪，杨帆从没有给任何人下跪过，“委屈”。
对此徐生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提到：“没人威胁他，是他自己下跪的。”至于在派出所的20多个人，都是“赶来帮忙料理后事的亲戚朋友”。
当天，杨帆直到晚上11点才回到家，等回来时，温静发现他情绪低落，听到他说段石的女儿“跺了他一脚”。至于下跪道歉，杨帆谁也没有讲。他也不主动对人提起这事，这让他觉得烦躁。
直到去年11月初，一家媒体的记者来家里采访，温静在一边听着，杨帆讲起派出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提到下跪这一段。
“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温静吃惊，半年后，她又回想起那天晚上丈夫回来时的场景。
“说了你们净不好受。”杨帆答道。
他时常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真的该去劝，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那种心情时，他会咂摸一下嘴，用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说：“好像就做了一件对不起老人的一件事，我也不知道当时心里咋想的，就是很对不起。我做错了？我不应该劝他？要是能挽回我就不说了，我走楼梯都行，我走一年，走10年楼梯能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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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杨帆收到了段家的起诉状和法院传票，段家要求他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以及医疗费共计40余万元。他并不意外：“家属已经提前跟我说了，说得很坚决。”尽管之前警方很快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建议双方可以协商或走法律程序，但协商未果。
9月4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杨帆的行为与老人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老人确实是在与杨帆发生言语争执后猝死，依照《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法院酌定杨帆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元。
“我们简直意外的不得了。不是说赔得少的问题。审判书写的是‘补偿’，谁要他补偿啊，他要是没错谁要他补偿啊。”段家不接受审判结果，徐生说“不得了”时拖长了音，“事实很明确，都有录像监控。我们没想到最后法官会判个没有关系啊。”
徐生一直提起物业那个“好心人”的消息，对方说杨帆辱骂了段石。尽管杨帆每次都否认，但是段家还是提出要调取派出所笔录、传唤物业人员。
“出于人之常情，”这是王东飞经常使用说的一句话。他是段家一审的代理律师，“家里老人去世了，我们要尽量还原事实。有时候是一个心结、一口气的问题。”
11月1日，二审开庭，再次围绕杨帆与老人的死亡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展开，并未当庭宣判结果。结束时，杨帆看到原告席上段石的妻子瞪着他，眼神让他不好受：“好像我是杀人凶手似的。”
杨帆早就公开表示对此事的后悔之意，后来，他似乎觉得这个说法不妥，换成了“遗憾”。再过几天，舆论四起后，不少朋友、同事给他打来电话，问电视上是不是他。还有人问他：“以后还会去劝吗？”
杨帆答道：“劝。要是大家都不劝了也不行。这只是一个意外，我应该不会再这么倒霉吧。”
说这话时，杨帆坐在酒店大厅等人，他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不远处贴着禁烟标志。“但生活中有些东西就是相互矛盾的。”
二审结束后的一个晚上，杨帆在自己小区的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了一条关于此事的新闻链接，引起一番讨论，但没说几句，话题很快又被另一件事情取代。
此前关于二审的结果，杨帆和徐生都没有明确的预测，他们达成了一种表面上的一致：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可实际上，杨帆觉得赔偿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徐生认定“他必须是有责任的，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不行的话我们要接着往上走”。直到1月23日二审结果宣判，杨帆不用再赔偿，他终于松了口气。
11月9日，两家媒体来拍摄照片和视频，杨帆穿了一套西装，配皮鞋和绛红色毛衣，他站在事发电梯的禁烟标志下面，手不知道该放哪里，显得有些紧张，摄影师告诉他，可以放松些，比如指着禁烟标志。
犹豫了几秒，他也没伸出手来，最后，两只手还是揣进了裤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段石、徐生、温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