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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老们的选择——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一个王朝的覆灭,大抵总会有几个臣子为之殉节。以自杀的行为,报答君主,也给自己留个历史上的名声。但是,清朝翘辫子的时候,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没有,但的确非常稀少。一些出身名门的封疆大吏,在革命到来之际,“从逆”者不多,但殉节者也无。只有一个湖北的马姓臬司,打算殉节来的。但大老婆小老婆一哭一闹,也就罢了。多数人,都选择了走路,走到香港或者上海的租界躲清闲。德占的青岛和日据的大连,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去处。

民国了,国家并没有因制度的转换而变得更好,秩序反而更乱了。底下乱,上面也乱。政坛上的国会打架,政党纷争,府院不和,凡此种种,都让一干儿从清朝过来的官僚们,看得不顺眼。所以,在清朝没有殉节的官僚们,一股脑儿变成了遗老。原来是作伯夷叔齐之状,等到新朝招安的。现在凑在一堆儿,开始发牢骚,九斤老太式的牢骚——今不如昔。纷纷怀念起大清的深仁厚泽起来。

在袁世凯刚放出风声,要帝制复辟的时候,遗老们很是欢欣。觉得当初骂这个家伙是王莽、曹操,其实是冤枉了他,这家伙果然有心计,搞掉了革命党之后,就要还政于大清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是自己错会了意,人家复辟帝制,是要自己做皇帝。于是,相继大愤,恨恨连声,但也无可奈何。

袁氏帝制,维持了83天,就宣告结束,不仅帝制完了,袁世凯自己也跟着翘了,天下更乱了。遗老们敏感地感觉到,袁氏的称帝和失败,实质上是一次中国共和制的危机。不仅遗老有这样的感觉,一些军阀,比如那个始终不肯剪辫子的张勋和坐镇东南的北洋大将冯国璋,也有同感。

原本,袁氏称帝,就是基于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估计。这种来自中外学者的估判,其实不算错。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尽管已经跟西方接触了百多年,但老百姓还是非常不习惯没有皇帝的生活。没有了君主,作为日常伦理的三纲五常,也因此而缺了关键的零件,变得摇晃起来。国家的效忠,西式的中国没有,旧式的已经动摇。民主政治的操作,上层人士又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危机,并不奇怪。在遗老和张勋们看来,即使出于挽救国家,也需要清室再次出山。

于是,在一次严重的府院危机之后,复辟,真的重现了。

复辟的时候,遗老们兴高采烈,涌到北京,争先恐后为张勋出主意,争先恐后做小朝廷的大官。但是,讨伐复辟的军队打来了,这些七老八十的遗老,瞬间就人间蒸发了,一个个溜得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六万多讨逆军,连一个遗老都没抓住。不消说,他们,又一次没有殉节。

比较起来,张勋的表现,至少从表面上,比这些慷慨激昂的遗老们要强些。虽然只有五千辫子军,他不肯放下武器,也不肯寻求外人的庇护。非打一下不可,只是在最后关头,被洋人用汽车接走。有传说,说他不肯上车,还咬了架他上车的洋人一口。

这样一来,没有殉节的遗老,遭到了那些同情复辟,却没有参与行动的事外遗老的嘲笑。湖南名绅叶德辉就嘲骂这些人,既然参加复辟,主辱臣死,就该殉节,既然不死,那以后就不要再自称遗老。叶德辉是个读书种子,但一向不正经,热衷翻刻玉女经,热衷谈房中术,过去总是为遗老们所不齿,现在轮到他反唇相讥了。

另一个没有参与复辟行动的遗老王国维,也对遗老没有一个殉节的,感到不满。不过他比较厚道,没有这样公然嘲笑。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隐隐然表示了不满。

其实,当日参加复辟的遗老,对当时的小皇帝溥仪,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在意的皇帝,是光绪。如果光绪尚在,倒没准会有几个殉节的。据说曾在张之洞手下干事的梁鼎芬,在光绪死的时候,就动过殉节的心。后来,又到光绪的崇陵上辛辛苦苦地守陵,费了好大力气,筹钱为崇陵种上了好些松树。

今天看来,众多遗老之所以固执地想要复辟帝制,从本质上倒也并非真的对帝制情有独钟。进入民国之后,他们没有隐居乡下,而是大隐隐于市。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待着。很多人生活在上海,其他人也生活在天津、青岛和大连。恰是这些地方,在民国之后,受欧风美雨的浸润,西方风习的影响,变化特别大。传统在中国的衰落,这些地方,体现得格外明显。不仅仅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越来越不值钱,而人心的变化,新一代人风尚的改变,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他们。一种伦常夷陵、道德崩溃的危机感,冲击着他们。在他们看来,军阀割据、武人专权的民国,再一次回到了五代,一个曾经儒学沦丧、斯文扫地的时代。顾炎武氏“亡天下”的感慨,时时浮上他们的心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复辟,目的其实是为了挽救文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在乎种族的差异,刻意要把一个满人皇帝再一次抬出来,不担心人家讥笑他们甘愿做满人的奴隶。

所以,复辟失败之后,你说他们气节不够,也可以。毕竟时光走到了20世纪,遗老比不得春秋的士,也比不得东汉的儒生。他们拿自己的性命太当回事,即使行将就木,也不肯轻易抛掷。你也可以说他们对小皇帝没感情,这个小皇帝才12岁,没有了不得的德行,也没有感动他们的功业,他们犯不上为这个黄口孺子去死。你也可以说,他们的牵挂太多,每个人都有一大家口子要靠他们养活,一旦他们殉了节,一家人的生计都没了。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复辟的,其实不是清朝,而是一个帝制,一个由他们当家的帝制,这样的帝制,皇帝不再具有从前的地位,所以就没有必要为他的屈辱殉节。

当然,这些遗老中,也有人可能殉节的,比如小皇帝的师傅梁鼎芬和陈宝琛,他们都是实心眼的儒者。但是,作为皇帝的师傅,在小皇帝还在,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是不可能自己死的。反过来,皇帝安然无恙——这是讨逆军事先就声明了的,也成为众多遗老不肯殉节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其实,这些不为皇帝,也不为王朝殉节的遗老,在有一个事情上,倒是可能自戕的。那就是当他们真的感觉到,他们视为生命的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之时。在他们参与复辟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文化的衰落,但毕竟当时的统治者,思想还相当的旧,即使是新派人物,对于旧学也不陌生,更不排斥。他们复辟帝制,无非是要争取挽回文化坠落的颓势而已。

到了大革命兴起,中国面临“赤化”危险之际,这些敏感的遗老,才感觉狼真的来了。在复辟时,针尖对麦芒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两个,此时也有了共鸣,对“赤化”担忧的共鸣。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撰写祭文,对老师参与复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然而,那个嘲笑丁巳复辟遗老不肯殉节的叶德辉,却依旧刻薄,出言不逊,骂得兴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大革命的浪潮中,被农民的运动协会处死。这个读书种子因言得祸的遭遇,不仅惊动了章太炎,更吓到了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个复辟的拥护者,也是一个死心眼的读书人。此时的他,除了清华导师之外,还有一个他更看重的身份,那就是宣统皇帝的师傅。长大一点的小皇帝溥仪,虽然仅仅是拿这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做点缀,但王国维可却十分当真。他在乎这个身份,甚于清华的导师。但是,尽管如此,在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时,他并没有去死,或者说没有坚决地去死。到了三年后,大革命席卷中国,叶德辉死后,他才跳了昆明湖。罗振玉说他是殉清,最懂的他的人陈寅恪说他是殉文化。应该说,在诸遗老中,王国维是最早感觉到“赤化”对传统的威胁。王国维临死前“义无再辱”的遗言,其实是深深的绝望,对文化的绝望。其实,这样的感觉,临死前的梁启超,也是有的。

遗老的殉节问题,其实并不尴尬,尴尬的,是一个时代。

201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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