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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语言革命和林纾的逆流姿态(3/5)

与任何一场革命一样,在革命爆发时,人们为之吸引的并不是其中的理性原则,而就是营造出氛围的革命激情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即便时过境迁,人们也很难冷静地反思革命的理性与否。历史的逻辑与理性的逻辑并不十分一致。因为历史的内在动因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而不是理性的。这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也同样如此。尽管西方文化崇尚理性,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以理性为转移。这种激情、理想之于历史与理性、逻辑的不同效应,决定了直接影响历史的不是胡适的《刍议》而是陈独秀的《革命论》。相形之下,《刍议》太儒雅太女性,而《革命论》却有着旺盛的阳气有着为男性所独具的创造力量。

语言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样,都须有暴力加以推动,不管这暴力是武器批判还是批判武器,都是为革命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有趣的是,语言革命的号召再暴力也不会为大众所反感,而只会增添大众的信心和勇气。长年以来,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然而,不会有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会如此赞扬1840年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事实上,这两种暴力所体现的都是西方文化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似乎在英国舰队的进攻面前有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问题,而在陈独秀革命口号的侵入中国语言中国文化时所面对的就全然是历史是否应该获得进步的问题了。

历史现象这种微妙的区别,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奥秘。这种奥秘以同样的悖反性标明:当年抵抗英国舰队的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而后来抵抗白话文运动的林琴南却是一个声名狼籍的复古主义者,甚或封建卫道士。人们似乎不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那种武器批判,但他们很乐意认同本族的但同样从外面引进的批判武器。也许只有历史本身才会认可这二者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人们因此会很高兴地说,谁也不是历史,或者说,谁也无法直接扮演历史,从而代表历史说话。于是,林则徐永远是民族英雄,而林琴南则永远是复古卫士。唯有当人们愿意平心而论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当年语言革命的偏颇,恰恰是被林琴南这个臭名昭著的古文捍卫者所感觉到的。遗憾的只是,林琴南阐释不清楚他所感觉到的历史内容,致使胡适在晚年很得意地说,“那时的反对派太差了”。这在林琴南本人也承认:吾固知古文之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但林氏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在今天应该得以揭示和去蔽了。

不管人们多么不愿意把林琴南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必须看到的事实是,二人同样的耿直,并且同样的固执。他们身上有着中国古代真正的儒者所共有的认死理的特征,如同古时候的尾生抱柱,不过他们不是期待爱人,而是死抱他们所坚信的真理。在白话文运动兴起时,对此不予认同的旧式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他们中没有一个象林琴南那样坦诚率直地站出来激烈反对,并且还为此愤然辞去在北大的教职。如果说胡适、陈独秀和号召语言革命文学革命是真诚的话,那么林琴南的抵制白话文运动也同样的真诚。从历史进化论的立场说,林氏的迂腐和反动乃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倘若人们发现历史不是进化的,而是轮回的,如同车辐绕着车轴那样转动的,那么林氏的所谓反动也就未必毫无道理可言了。尤其在白话汉语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轮转之后,当年为新派人物所唾弃的反对派意见更值得人们重视和反思。

当然,要阐明林纾这个反对派的观点中的历史意味,首先得提及他的翻译小说。因为林纾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并不仅仅以白话文的反对者著称,而且更是以其对西方文学的文言汉译名扬天下。不过后人谈起这位持有复古立场的翻译大家,总是把他的《致蔡鹤卿书》和他的一百多种译著截然分开来谈论,仿佛这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笔,两者之间没有丝毫联系。按照今人的立场,人们或许又会困惑,这个如此恋古的文人,又怎么会那么的沉溺于西洋文学的翻译?

有关林氏的翻译,我想援引三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权威人士对此作出的评介。一是来自林纾当年的头号对手胡适博士本人对林纾的赞扬,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林译的《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又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此其一。

其二是当年整个新文学精神的首席阐释者,与胡适同时执教于北大的新文学运动领袖周作人。他在一篇纪念林琴南之死的文章中,一面引用了胡适对林评的上述评说,一面自己对林译盛赞道:

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一九〇一年所译《黑奴吁天录》例言之六云,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虽似说的可笑,但他的意思是想使学者因此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却是很可感的居心。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进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颇模仿过他的译文。……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我们的师的时候。(引自周作人《风雨谈》文集,152-153页)

从上述胡适周作人对林译的论说中,可以看出当年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对于其死硬的对立分子如林纾者并不象新文学的传人们那样将他一棍子置于死地,而是以极高的评价给出了应有的肯定。于人于事洞察深刻如周作人者,还特意相当宽宥相当公允地指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但又具有一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从而以此引以为师。即便后来的“管锥”学者钱钟书,由于象腰缠万贯的富豪拥有钱财一样地拥有车载斗量的知识财富,故出手阔绰,喜欢将超凡出众的博学强记诉诸才子气十足的旁证博引,从而行文间不免以尖酸刻薄的调侃下意识地流露些许知识富豪的优越感,但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及林译时不管如何抱有一种行家论及外行式的快感,却也不得不承认如下二个事实: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气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引自钱钟书《旧文四篇》第66页)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份,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份。

……这些例子足以表示林纾翻译时,不仅不理会“古文”的限制,而且往往忽视了中国语文的习尚。

……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如此等等。

就论说林译的立意高度而言,钱钟书自然及不上胡适周作人那样的大师境界,但就分析的细密而言,钱文的确显示出一个行家的周详,令人十分信服地指出了林译语言文体上的成功所在。当然,以钱钟书的聪明还无以阐说出这种成功的意味,因为钱钟书是一个精通数种语言连同文言白话在内的专门家,而林纾却是一个只懂文言古文即使翻译也得靠旁人口译相助的古文家。此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

作为一个饱学之士,钱钟书令人羡慕地熟知那么多语言,但他从来没有闻到过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芬芳;相反,作为一个终生只钟情于古文的文言遗老,林琴南除了古文什么语言都不在意,执着到了即便从事翻译也要努力显示古文比洋文更优越的地步,但他恰恰就是一个闻到了文言芬芳的孝廉。

这也即是说,林纾反对白话文的那个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奥秘不在于《致蔡鹤卿书》和《荆生》那样的文章里,而恰恰就在他为人赞誉不止的译文中。林纾闻到了文言的芬芳,并且将这芬芳撒在了他的翻译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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