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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二”时代的生存困境

毋庸置疑,我们身处一个比“二”的疯狂时代,而且,比赛的气氛随着忠诚政治的升级愈加浓烈。

“二”,原本为贬义词,大家以“二”为耻,避之唯恐不及。“二货”,是鄙视度达到最高级的极端用词,对背离常理、践踏公序良俗、胡作非为者,人们会毫不留情地掷出此标签炸弹;一旦被打入“二”的行列,几乎很难翻身重新做人了。

“二”的词性由贬入褒,几乎是不经意间完成的。先是赵本山小品“装二”逗翻国人,后是陈光标真身出演,以“佯二”的连续剧博得万众瞩目,成为“二时代”的标杆人物。“二时代”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装傻充楞,自动降低自己的智商,匍匐在地,身段低得不能再低,讨喜,做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比如,陈光标当街扎摊向百姓散发人民币,砸大奔,扮雷锋做好事;比如余秋雨等以谗言献媚,汶川地震后此公含泪劝告人们不要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以防为敌对势力利用云云;最耸人听闻的,恐怕就是某电视学者鼓腮呲牙对宴请自己的高官喊出:“部级以上干部都是民族精英!”……这些挠人痒痒的言行,在大众眼里,那是相当低端,常常落得丢人现眼之讥评,但往往却就射中了官家的心——他们不便说的话,经由心照不宣的傻子表白出来,顺手即可做成滔天舆论,为其所用。“装二”者善于待价而沽,他们知道“二”产品有人买单,事实上,极权专制与聪明的傻子彼此需要,狼狈为奸。

装二容易么?平心而论,这是一门技术活,对当事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甚高,胆量、智商、才能缺一不可。首先要豁得出去,干冒傻气、缺心眼的事儿,必须像做好事一般理直气壮,不怕被唾沫淹死。其次,智商要匹配,IQ值低于120的还真做不来。据可靠人士透露,陈光标一些耸动的行为小品,就出自某非著名行为艺术家。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将仅存的那点良知杀死——如果还有残留的话,热爱并习惯于撒谎、做荒唐事。

我们大可不必为装二者担忧,他们才不会有一丝愧疚。政治不正确地说,坏人是天生的,而且因为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因此无法改好(借季羡林先生语)。单位里有一獐头鼠目的头目,年届不惑,便已练得一嘴好功夫,做坏事如行善一般,曾私下放言:我吃透了人性,谁也奈何不了鄙人!每个单位都会有一两个貌似憨厚的小辈,做一些让人觉得“吃力”的事情,见了一把手“老大”“老大”地叫唤着,于头脑风暴会上,故意卖一些破绽给上司,让其产生智力优越感。主子一说话,则做茅塞顿开状,“打死我要想不到这个主意!佩服佩服!”

至于凡夫俗子,都有装二的潜质。有一小伙子,对周围恼人的噪音毫无感知,却能对玩笑话做出相当圆滑的应对。当人随意问道:你部门哪个是美女?他的回答是:嗨,我觉得都是美女。他声调真诚,意在让你相信他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机敏的国人习惯于根据需要说话,他们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这是大多数人的生存之道,他们游弋于虚伪的海洋之中,熟悉水性,可以无师自通地习得做人的精髓。

“二”的格式化运动风生水起。“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抢笔书记”的豪言壮语是二时代的标志性话语,可以这样耍二,且耍得畅行无阻。由此可以推演出一系列二话:革命不绝对,就是绝对不革命;鼓掌不绝对,就是绝对不鼓掌;绿得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绿;等等,其荒谬令人诧异。绝对,一个最高级修饰词,变成一把飞舞的利刃,斩断了游弋徘徊的退路,必须“绝对”,才有被认可的可能。这意味着刚性生存方式的回光返照,自新中国建立,国人就一直生活在冷酷、生硬的政治环境下,由此造成的精神性紧张和恐惧,至今未能根除。政治复辟将让他们重新体验那种苦涩的滋味。如今,握有生杀大权的官方,毫不掩饰地用捧和杀的手段引导社会风气,鼓励、纵容比二运动,威逼喝退不识时务的解构者。政治第一,要求的是无条件服从,在玄妙的“讲规矩”面前,法律制度一概成为具文。什么是规矩?不外乎心照不宣地听上面的话,自觉剔除良知与公义,甘愿做一个无是非、无感知、无态度的三无奴隶。

这样一个时代,是不允许旁观者冷峻审视、冷脸相对的,要么参与比二,要不欣赏比二;拒绝扮演二剧场派定的角色,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若是嘲笑,将招致不可预料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各种不合作,最终都会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

说二话讨掌权者喜欢,一不小心便青云直上,晋升为新时代的伟大宠儿,享受被纳税人银子砸倒的高峰体验。说真话除了具备正直的品性外,尚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那会让二时代显出自己的不堪来,封口及全套严厉的惩罚在一一等待伺候你。

“如果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突然发现有一个人说了真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大炮。”任志强如此解释绰号的来由,他发问:你们教育孩子不要撒谎,但你们为什么在社会上都不说真话呢?

没有人会回答“任大炮”的天问。二的人反倒以为赤子任志强才是真二。

在比二时代,一个试图秉持常理行事的人,常常会有不合时宜的尴尬感。不二很难,但再难也得从内心拒绝被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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