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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名失踪的律师:中国藐视国际人权准则新的受害者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英文网站Hong Kong Free Press(HKFP)12月30日刊登的Peter Dahlin撰写的文章,题目为“最后那名失踪的律师:中国藐视国际人权准则新的受害者”。以下为译文。

大约五年前,我的朋友王全璋——中国最后那名失踪的律师——来到我在北京的公寓,过个瑞典式的圣诞节。

那是他第二次到我家过圣诞节,那时他已经学会了能忍受吃肉丸。后来,我被驱逐出中国,根据间谍法,我十年内被禁止进入中国。

我不再有可能在中国过圣诞了。王全璋可能永远不会被允许在监狱之外的任何地方过圣诞。

王全璋于2015年8月5日失踪。两年半的时间,他的家人——妻子李文足和他们的小儿子,以及他为自己一旦被捕而挑选的律师们都没有他的音讯。目前没见到有审判。

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或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又一名受害者的故事。诚然,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难以跟踪或参与。

然而,他的案子代表了情况远远更糟糕,它是一个窗口——看看习近平及中共设想的新中国。

中国(政府)试图削弱联合国监督各国如何执行或遵循基本规则和权利的机制,这些都有据可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批评者、律师和维权者空前地消失,程度远远超出只是对公民社会的又一次镇压。

这是削弱国际法体系核心部分的又一步。在习近平统治下一大重要变化就是通过把强迫失踪合法化来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

对于一个公关管理“深不可测”的政党来说,它用了一种“天才”的营销方式,把它称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起初,它的使用仅限于中央政府针对的主要维权者,声称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些人会被秘密拘押,放在酒店的房间里和政府办的宾馆里。

慢慢地,他们开始使用特殊定制的秘密监狱。2016年,该程序被地方警方采用。现在它被用来针对任何形式的批评者及任何类型的“犯罪”,而不仅仅是被指控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人。它的使用正在迅速扩大。

维权人士吴淦和维权律师谢阳在圣诞节第二天被宣判。吴淦将在狱中度过未来的8年。他们两人在进入正常司法程序前被失踪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允许政府不需任何的法院批准,可以随意带走任何人,让他们消失长达6个月。

不需要通知受害者家属受害人的下落,受害者被拒绝见法律顾问,甚至更荒谬的是,检察官办公室几乎总是被禁止去那些秘密设施或见受害者,尽管其名义上的作用是确保不滥用酷刑。

事实上,尽管我本人认识许多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受害者,我从没听说有哪个人曾有过这样的来访,我自己在被短暂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从未见到过任何来自检察官办公室的人。

在中国,例外迅速成为了惯例。随着这些“例外”,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变成了强迫失踪。

在国际法中,强迫失踪不仅是犯罪,而且是一种最严重的罪行。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是被禁止的。如果这种方式被系统性的或广泛性的使用,它就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西方对强迫失踪不温不火的反应,即使是他们本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之外被绑架,例如英国公民李波在香港及瑞典公民桂敏海在泰国,这只会鼓励中国政府继续扩大使用这种方式。当不会有后果时,(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在这个圣诞节,我唯一的希望或者说愿望,是通过我的前同事Michael Caster编辑的第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被失踪者的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将有助于揭示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这应该让西方意识到,中国政府把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合法化,这是对整个联合国体系的一种打击,是对西方本身及其倡导的规则制度的一种威胁。

两年前,我在圣诞节后遭拘押,被驱逐出境之前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虽然我是幸运的,能够以自由之身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度过这个圣诞节,但是,这是王全璋在监狱的某个角落度过的又一个圣诞节。

很难说2018年等着王全璋的会是怎样的境遇。他的案子证明了中国法治的崩溃。尽管手中握着所有的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勇气在法庭上审判他。目前或谁知道会多久,他只会被消失。

原文The last missing lawyer:a victim of China's new willingness to fl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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