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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汉奸”

文革批判“口口口一类骗子”运动,也是按老套路,上面要求下面在现实中找阶级斗争活靶子打。

只有这样,才能印证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才能震慑与领导离心离德的落后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那时候,我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三连当文书。

党支部发动积极分子,满连队找“口口口一类骗子”在我们连的代言人,要打活靶子。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人人谨小慎微,个个如履薄冰,人们说话、做事都很注意,谁也不愿意、不敢乱说话。能当阶级斗争活靶子打的人,找起来其实也不容易。

有话不说的人,谁也不能出卖他。敢说话的人,都是在铁哥们儿小范围内说,没人告密。

一时半时,连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这个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罗指导员有点着急。

这时,一个傻乎乎姓刘的老知青碰在了枪口上。

他在干活休息时,心血来潮,说起儿时旧事。

他说他小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这些日本鬼子对人很和气,尤其喜欢小孩,还发小糖给孩子吃。

因此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日本鬼子。

他还说他第一次吃小糖,吃的就是日本鬼子给他吃的日本小糖。

平心而论,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美化日本侵略者,他说的只是他小时候的偶然所见,也有种卖弄自己见过日本人的意思。

这就祸从口出了。

有个积极分子很快就将他的话汇报给党支部罗指导员。

罗指导员听罢大怒,啊!居然敢说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很和气!敢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日本鬼子!加上这个姓刘的老知青家庭成分是地主,这样的人不斗,斗谁?

我想,罗指导员心里也大喜,因为我们连终于有了一个“口口口一类骗子”的活靶子可以大打特打了。

我们连队先是在本连开斗争会,大会斗、小会批,不断地斗这个姓刘的老知青。

大家义愤填膺,纷纷发言批斗他。指责他是汉奸卖国贼,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

团宣传股觉得我们连这个斗争会效果很好,被团政治部树为联系实际批判“口口口一类骗子”的典型。然后,就要求我们连成立一个大批判小组,将这个老知青带在全团各连队巡回批斗。

这个巡回大批判小组有我、老知青周颂平、李永光,还有上海女知青杨宝珍,外加这个被斗的姓刘的老知青,一共五人。

罗指导员叫我带队,我们五个人坐着驴车到各连队巡回批斗他,脱产干革命。

路上还是周颂平赶驴车。

姓刘的老知青也被斗油条了,他在批斗会上,做出种种自我批判的检查,言不由衷地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美化日本侵略者,说自己是汉奸。

我们则对他上纲上线,严加批判。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个六七岁刚刚记事的孩子懂什么?怎么可能是汉奸?

我是文书,周颂平是赶驴车的,我俩不要下地干活,李永光、上海女知青和姓刘的老知青,因为要去各连队巡回批斗,这样就都不要干又累又苦的农活了。

故而斗人的和被斗的,都很乐意。

批斗会后,其它连会热情招待我们吃一顿免费的午餐。

台上分敌友,台下是难友。我们也不能让姓刘的老知青饿着,大家在一起吃。然后我们一起坐驴车,一路说说笑笑再回来。

三连联系实际批判“口口口一类骗子”的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姓刘的老知青开始的时候畏惧批斗,后来被斗的次数多了,就不怕了,起先还有些羞涩。最后就习惯、麻木、无所谓了。

秋收大忙季节,这位姓刘的老知青还特别怀念他被巡回批斗的那些日子。

有时候,他会在无人之际,找机会主动向我打听:“文书,我这几天干活累死了,什么时候再带我出去给你们批斗几天啊?”

若是发言批判别人的李永光,或是上海女知青杨宝珍觉得干活劳累,是他们提出来再搞一次巡回批斗会,还可以理解。现在,是挨斗的人主动提出来开巡回斗争会斗争他自己,这更让人感到悲哀和寒心。

人被迫害折磨至此,这个社会环境邪恶的程度要有多深?

这也证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要轻松愉快得多。

当时,我也很同情他们的劳累。于是有一天,我向罗指导员建议,巡回批斗会效果很好,是不是再联系一个我们大批判组没去过的连队,再斗一斗我们连的“口口口一类骗子”的活靶子?

罗指导员善如流,基本都听从我的意见。

李永光和上海女知青杨宝珍,以及被批斗的姓刘的老知青,在知道第二天要进行巡回批斗时,因为不要干活了,俱都十分高兴。

斗人的和被斗的如此和谐,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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