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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学种地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住在锡林南路地方病研究所的家属大院里。那个大院紧邻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空地很多。因为饥饿,人们慌不择路,想起了自己种植粮食作物。那几年,不仅房前院后被人们搞了栽种;就连篮球场、网球场也都种上了庄稼。再后来,动物室的围墙下、下马的医疗器械厂的废弃基础里也被人们占领,纷纷种上了各种粮食作物。所谓的粮食作物其实就是些玉米、葵花、南瓜、土豆、萝卜等等。种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搜寻来的,反正整个大院里一片郁郁葱葱。

我家除了自己院子里的一片空地外,还在动物室的门口占领了半分地。“小满前后,点瓜种豆。”那些年的春天,我一下学,就和父亲拿把铁锹去翻地。每次翻地时,父亲总是双手合起、猛搓几下,再往手心吐口唾沫,双手攥锹把、右脚蹬锹背,“嚓嚓”地翻了起来。每锹下去,能翻起两寸宽、五寸深的土。土黄里泛黑,很松软。我踩上去,犹如站在海绵上。

父亲争分夺秒地翻着,须臾,脸色便红润了,额头也有了细汗。父亲歇息时,我也张罗着翻。可惜我身小力单,常常不能使父亲满意。有一次,没翻几下,手上就打起个血泡。

四月的阳光不太犀利,温温火火地照耀着大地、照射在父亲宽阔的脊背上。潮湿的泥土被阳光一晒,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片刻劳作之后,父亲便汗流浃背。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滴在松软的泥土上。

我也满头大汗,头发一缕缕地贴在脑门上,湿漉漉的。但只要驻足稍事休息,灼热感便随风而逝,留下一丝清凉。

一大片地需要一锹一锹地翻。翻起来的大块土坷垃,需要一锹一锹地拍碎。土地平整时,遇有石头瓦块,还要捡出来摆在地边。我尖瘦的脸蛋上绽放光芒,眼睛里充满喜悦。始终前跑后跳,跟在父亲后面忙乱。

我每次劝父亲歇歇,他总是说:“趁能看见,再翻一会吧。”于是用袖子擦擦汗,喝几口水,继续翻。直到天大黑了才收工。

依稀记得,播种的时候,先要刨一个浅浅的土坑,把种子放进去,用细土覆盖。再在上面浇上一瓢水,然后就等种子发芽了。不过,坑的深浅、覆土的厚薄、浇水的多少都有说道。毕竟种植玉米、葵花比较简单;不像种菜,没有多年的经验根本干不成。

母亲出生农家,对播种的过程了如指掌。父亲没有种过地,他完全按母亲的指导来做。我也鞍前马后地跟在后面瞎忙,母亲不停地对我指手画脚。

父亲告诉我:这颗黄色的玉米粒,是从一穗玉米而来。它前世的前世的前世……依然还是一颗玉米粒。它的身上聚集着每一代玉米的生命信息。就如同我们人类一样,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蕴含着从人类始祖一直到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亲的生命信息。我们就是一颗种子,种子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切的源头。

母亲说:把两颗玉米粒并排放进一个坑里,不要分开,要紧紧地挨着。放深点儿、压进去,再用土盖上、抹平。一边抹,一边要想象着种子与土地融合的感觉,心里默念着感恩土地。

我的手心里握着两颗玉米粒。弯下腰,轻轻地把它放进坑里,深深地嵌进去。我当时觉得泥土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东西,生命离不开泥土,人类也离不开泥土。

那年,我们在地里种了不少葫芦,母亲还教给我如何给葫芦花授粉。原来,花萼下面有个小葫芦的是雌花,花萼下面没东西的就是雄花。母亲说,小葫芦是宝宝,授粉成功宝宝才会长大。方法就是把开到完整状态的雄花摘下来,插到雌花的花蕊上面,让雄花花蕊上的花粉掉到雌花花蕊中间,这样才可以保证成功率。

小苗没几天就顶出了土壤,一天一个样子,令人欣喜。等到禾苗一尺多高,就可以施肥了,肥料通常就是自家收集起来的农家肥。那时,每家的地边都有个很小的化粪池,粪便在太阳的照耀下慢慢地发酵。

记得施肥时,父亲左手提着肥料桶、右手提着清水桶,施肥时要把清水倒进肥料桶里。我觉得很奇怪,为啥有了肥料还要加水呢?父亲说:“如果只用肥料的话,肥料太浓,庄稼就会被烧死。”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发酵后的屎尿浇灌在庄稼上,庄稼会蹭蹭地往上窜。

我家的地旁没有水井,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挑水是我的营生。看着庄稼一天天长大,虽然辛苦,但心里充满了欢乐。

南宋诗人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诗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似乎我也置身其中。

昔日,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稼为人所不齿。《论语·子路》有“樊迟学稼”:“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当年,视仕途为樊笼的陶渊明,也毅然决定辞职回老家种田。可惜,读书人终究不是务农的料,没干半小时就累得不行,索性坐在山脚下吟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且“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拄着拐杖除草播种,不知能有几多产量?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即便他天天躬身劳作,也不一定能种出五斗米来。幸亏他有薄田几十亩、草屋八九间,主要靠长短工为他劳作。否则腰软肚硬的他,一定会饿毙于柳荫堂前。

我常常想:大院里的人都是机关干部,而且大多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不是饿急了眼,谁会想起来耕作呢?1960年,那是个“学而优亦饥”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顾不得颜面了。

饥肠辘辘的机关干部们,播下了种子、也播下了希望。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草、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因为政工干部们也都饿的眼睛发蓝了。好在种植这些作物不需要高深的农艺技术,许多人本身就出于农门。

感谢饥饿,让我在童年时就知道了种田的不易、农人的不易、粮食来之不易,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唐诗,更不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但吃完饭总把碗舔的跟洗过的一样洁净。

到了秋季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晚餐蒸土豆、蒸南瓜、煮苞米,就点咸菜,吃的胃口大开。

玉米杆也是非常好吃的,不比甘蔗差多少。收获的季节,小孩子们每人手里都举着一根玉米杆,比谁的更甜些;记得未成熟的嫩葵花籽也很香、瓜子壳也能嚼动;胡萝卜不用洗,在裤子上擦擦就能吃。

大地才是人类的母亲,不管种下什么都会有收获。我们的肚皮吸纳力真强,只要能咽下去就能被消化。

很怀念那些年城乡一体化的生活。炊烟袅袅中,众多的风箱在欢快地奏鸣。在用葵花杆做栅栏的院子里,玉米杆、葵花饼子在灶镬里烟火升腾。

那年,父亲的朋友从北京来呼市出差,他们对我们院子里的庄稼艳羡不已,因为他们在饥饿中只能干靠。后来听呼盟的同事说,他们那时虽然饿,但因为离大兴安岭近,也受到了大地母亲的恩泽。他们一到周末就去林区采集蘑菇、木耳、松子,原来上帝对人是公平的。

1960年夏日的一天,妹妹在健康街的小卖铺里排队抢购食物时,和地方病研究所的一位政工干部发生了争执,被那位政工干部搧了两个耳光。那位政工干部骂我妹妹说:“你这个伪职员的狗崽子也敢跟我争抢?!”

妹妹回来向我哭诉,我气得两眼冒火。当晚12点,我偷偷溜出家门,去他家的地里把他家种的葫芦连大带小都给揪了下来,排队摆在了地边上,才算出了这口恶气。那位政工干部姓王,个子不高,他家的葫芦大的才长到拳头大,几个月的辛苦算白下了。

第二天,他的老婆翘起脚来骂街,大多数人不吭声,还有人掩嘴偷笑。妹妹回家向母亲诉说,母亲反而说:“谁干的葬良心的事呀?好不容易长那么大了!”我则偷偷地向妹妹使鬼脸。

后来王干事死于癌症,我始终从内心感到那件事对不起他的家人,尤其他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们。

我有五十年没种过地了。去年,退休的朋友在东郊租了一块农田。夏天的时候种了黄瓜、西红柿,摘了一篮子兴高采烈地拿给我吃。也许因为是自己种出来的,所以感觉格外得香甜,简直比菜市场的好吃太多了。我问他:“是谁在教你种菜啊?”他说:“东家啊!但主要出力活儿还是我干呢。”于是,我便想起儿时和父母种地的情形来,心中充满了对往事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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