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革和他的接班人的之间关系实在是风云际会、诡谲莫测。解决“接班人”问题，无疑是他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切入点。但极具讽刺性的是：文革十年却又成了主要是他和他亲手挑选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最后、他在风烛残年的弥留之际匆匆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又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发动政变，断送了这场他生前最为看重的“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失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7日）的解释是：“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1]近年以来，海内外都出现了不少这一问题的研究，但研究者们的视野也还是未能突破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般表述。比如，谈到封建专制主义和接班人的关系，就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文革中接连出现这种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而讲到“党内个人专断”，又对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危机问题上的个人因素过于简单化。到底毛是失败在制度还是个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目下的文革研究还大都没有深入地挖掘分析。
纠结于禅让和世袭之间
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除了暴力流血的改朝换代和宫廷政变以外，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稳定的形式。皇位世袭制的特点是任人唯亲，即国家最高权力在皇家一家一姓中世袭，父逝子继或兄终弟承。这里、血缘宗族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在历史长河中，它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曾有其进步性。中共一直自称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当然不可能有白纸黑字的世袭的“王位继承法”。但毛泽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过中共在这方面的路线和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2]这便和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更迭的另一种方式——禅让制发生了渊源关系。
禅让，是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通常是指将权力让给异姓。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称之为“外禅”。[3]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据说它曾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以“选贤与能”的原则，由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接班人。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然而，有比较可靠的史书记载的“禅让”，大都发生在西汉末期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如公元9年，权臣王莽接受西汉平帝禅让后称帝，开创了历史上通过篡位登基的先河。又如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刘协禅让帝位给他，建魏国。据研究禅让的专家统计：自西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共有20次禅让发生，占中国历史上有可靠史书记载的71%。[4]而宋以后，因为皇家中央集权制度和世袭制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就基本上没有皇帝把最高政权以禅让的形式给外姓权臣的情况出现。
如果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告诉我们一点什么，那么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的所谓的禅让，虽然都打着“选贤与能”、“任人唯贤”等等的理想主义旗号，其实大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属，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以禅让为名取得其正统性。它实质上是一种“篡逆”，一种封建皇权传承的异变形式。此外，它还大都发生在中央集权及体制尚不太成熟和稳固的时期。其二，随着宋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王位继承按“嫡先庶后”、“长先幼后”的标准进行的成熟，世袭继位成了封建皇朝最高权力交接的比较稳定的制度和形式。一部中国数千年的皇朝史，较为平稳的“禅让”近二十多次，而世袭帝王则不下二百，其中内禅者也寥寥无几，可见世袭制度其实是封建皇权继承的主要的、也是大大稳定的形式。[5]这一点，其实从简单的人性的角度都不难理解：人最亲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血缘后代。作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时，当然最想传位自己的儿女。这样一方面可保家族的富贵尊荣，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方略政策得以延续。世上毕竟少有儿子清算老子的。
变异的皇太子政治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成为最高领袖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君臣关系”。他不仅时不时地自比为“皇帝”，他手下的主要干部也曾认他为革命的“皇帝”。[6]自60年代初到文革，经林彪的大力倡导，把毛作为封建皇帝和宗教教主来尊崇的“三忠于”、“四无限”等等的崇拜仪式都风靡全国，使毛更登上了远远超过一般的帝王的权力顶峰。也使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中共的封建专制体制，在许多方面都超强于秦汉以来的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
如前所述，“禅让”其实是封建皇权权力转移中的一种不稳定的形式，这样就造成了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中的第一重深层矛盾：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专制和被封建专制的历史废弃了的权力转移形式的矛盾。此外，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其实是一个多数人的民主推选的过程。而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道德崇高，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任人唯贤”，另一方面却把是否忠实于自己个人、甚至个人喜恶作为接班人的第一标准。毛泽东既要上古先贤“禅让”的美名，又要封建皇帝的最高个人决定权：可以一言九鼎地来立储或罢黜接班人的权力。这又造成了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中的第二重深层矛盾：理想色彩的集体主义的推选标准和实际选择中的权力的绝对个人化导致的无原则、无序性的矛盾。最后，历史上的禅让一般都发生强臣弱主时期，而毛泽东却是一直大权独揽的一代雄主，他决不会允许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强臣及“第二中心”团队在他身边出现。相反在他眼里：所有这样的臣下和集团正是他发动的文革务必清除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便又造成了第三重深层矛盾：接班人和他的梯队必须具备的能力和交班人对这些能力和集团的天然忌惮和排斥的矛盾。简言之，这些难以解套的深层矛盾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世袭制中皇帝所不曾全部拥有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便被悄然间引入了对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把他捧那么高现在又整他
毛泽东和中共创立的那种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则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的变量。一方面，因为没有血缘亲情，最高领袖对外姓“储君”的废立的决定都可能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了“嫡先庶后”、“长先幼后”封建世袭法规的保护，接班人稍有不慎、一旦处理不好和最高领袖的关系，不但跨不过通向皇位的一步之遥，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对这一体制性的接班人的死局，中共领导人中认识最清楚的恐怕非周恩来莫属，他非但多次战战兢兢地公开地表示“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7]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在病中试探他由他来掌权接班，不料这件事竟把他吓得“诚惶诚恐……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做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8]
对这体制性的死结，林彪有所认识，但认识的并不透彻。林彪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从军内扩展到全国大规模地大搞对毛的个人迷信。如提出“突出政治”，发行《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极大的铺垫和舆论准备。林在个人笔记中所写的：“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9]林彪既然想要通过捧毛来“得一人而得天下”，就说明他对接班人的位置是绝非没有想法的。然而林毕竟没有看透这一接班人的死局。例如，1970年庐山会议后，他因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被毛步步紧逼。一方面消沉沮丧，另一方面也觉得被利用、被愚弄而对毛心生怨恨，以沉默的冷战对抗。当时林办工作人员就听到叶群在给人打电话时公开向人抱怨：“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历史上都是站在他（指毛——编者注）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指林——编者注）……”[10]叶的抱怨恐怕也表达了林彪的心声。他们显然觉得毛“过河拆桥”，有一点分歧便要废黜林这个储君了。这时，这位熟读史书的接班人却忘了皇太子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这其实是最高皇权的一个经典性格特征。或许正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位擅长对别人搞阴谋的接班人，当别人把更大的阴谋搞到他头上时便胡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