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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6/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五、“知青下乡是巩固专政的需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标榜同样的意识形态理由,细看却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就以十年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论,现在无论称赞的还是反对的,都把它与1950 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来的知青史相联系,1968 年12 月22 日,关于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大有作为,很有必要”更常被连成简明的口号,认为这都是基于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培养革命接班人、解决“三大差别”等意识形态动机。甚至连近年否定上山下乡的著作,也是把这些“极左思想”当作主要归咎对象的[43]。

但史实却是:1955 年“大有作为”的那些人并非城市知青,甚至也不是乡村“小资”。按原始资料的叙述,其实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因为搞合作化,“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 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 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 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44]。

人家原来就是有点文化的“贫下中农”(其时去土改未远,“贫下中农子弟”尚未长成,贫下中农本身有人读过书毫不稀奇),根本与城里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关,毛泽东那篇批语当时其实也是就事论事的,并没有提到什么思想改造之类的高调。1950 年代作为样板的邢燕子、董加耕等也都是农家子弟,按后来毛泽东“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之说及此后的政策标准,这些人其实都不能算“知青”[45]。到了1960 年代文革前,城市知青下乡才渐渐兴起,但也还不是普遍运动,而主要是对那些被入了“另册”不能升学招工、甚至被认为不宜居留大城市的不幸青年的安排,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文革中曾引起过严重的抗争(如今的“人民文革论”者多提及这一点)。

直到1968 年岁末,以毛泽东对甘肃会宁经验的“很有必要”著名批示为号召,上山下乡变成普遍性的大潮,很多地方甚至是“一片红”(全部毕业生都下乡)。尽管仍然存在歧视[46],但因下乡的普遍性而一时不那么凸显。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68 年岁末之前,一些有影响的城市红卫兵闻人多次发起自愿上山下乡行动,如蔡立坚、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他们的发起正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高调——但并无接受“再教育”的自贬色彩,而是要到农村去传播毛泽东思想,与农民一起“大有作为”,乃至带动农民干革命——就像毛泽东等当年激进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那样。但是,毛泽东并未为他们讲什么话。

而会宁县的做法却显然和“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毫无关系。那是一篇鼓吹为“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性减少城镇居民(包括老幼妇孺、残疾人士,却并未特别提及学生)的文章:当局为“使职工家属⋯⋯走大庆家属之路,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动员全区职工家属和闲散人员到当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区各县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动员安置”[47]。文中最突出的典型是个文盲老太太、已故老工人的遗孀:“时年54 岁并身有残疾的王秀兰率全家于1968 年7 月到河畔公社落户,成为轰动全国的有名人物。⋯⋯1979 年2 月王秀兰全家返回县城仍为居民,同年6 月病故。”[48] 王秀兰已故丈夫和两个儿子是县城的工人,在当局的此次动员中,她带着两个儿媳和孙辈注销城镇户口迁居农村。据称这位既谈不上有“知识”也非“青年”的文盲老太太曾豪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当死狗。”记者觉得“死狗”之说不雅,在文章中改为“不在城里吃闲饭”。毛泽东亲自细读了全文,又御笔改为“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钦定为全文总题在1968 年12 月22 日刊于《人民日报》[49]。于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轰动全国,而与会宁经验一起登上全国报刊头版头条的、关于城里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也吹响了普遍性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我们看到,1955 年的大李庄乡和1968 年的会宁县事例有着强烈的反差:前者回乡的本来就是“贫下中农”,而后者是强制遣散城市居民;前者虽为农民但毕竟是上过学的年轻人,还可以算是“知识青年”,后者那文盲老太太也能算吗?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者说的都不是城里学生下乡的故事。而曲折、何方方等人做的才是那种事,而且确实以意识形态为动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为何对青年学生曲折、何方方等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自觉的上山下乡毫无反应,却在一个并非“知识青年”的文盲老太太那里发现了上山下乡“很有必要”?

其实从意识形态角度讲,王秀兰老人的话是适用于大肆宣传的吗?“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已届退休年龄的残疾老人竟然不能“吃闲饭”,否则就是“当死狗”?“减轻国家负担”要减到一个已故老工人的残疾遗孀的头上?老人本来就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贫寒人家,她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老太太的儿子在城里工作,儿媳却被动员下乡,置家庭人伦于何地?她还带着年幼的孙辈下乡,这其实也很“正常”:当时十六岁以下的“知青”成千上万(笔者即是其中之一),整户下乡的居民家中未成年孩子更多,这些人也不能“吃闲饭”?这不是鼓吹童工制度吗?

显然,毛泽东对曲折、何方方等人的倡议不感兴趣,却选择会宁县和王秀兰这样的典型来带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从意识形态上讲是根本说不通的。那么毛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这没法实证,但笔者提出以下的逻辑分析,读者看是否合理吧。

首先,会宁经验为“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性减少城镇居民的安排很受毛泽东欣赏,这与那种认为大规模知青下乡是因为要摆脱就业困境的“实用主义”解释是吻合的。

但是毛泽东想的当然不止于此。他把“不在城里吃闲饭”加一字改成“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原来很上口的“七言”诗句变成了拗口的七八字文句。“城里”变成“城市里”,明显体现毛的用意主要在于大城市,而不是在会宁这样的小县城。我们知道在1968 年末,毛已经对造反派卸磨杀驴,“轮到小将犯错误”了,所以他对曲折、何方方等红卫兵闻人的主动下乡是不屑的:什么“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什么知青下乡就像新的“长征”,是去传播革命火种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50]?你以为还是受宠的“小将”?现在你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不是你们要怎样,而是我要你们怎样。而会宁经验恰恰是个强制动员的经验,因此深得圣心。毛的批示就明言:“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这里的“知青”不仅不被当成主动者(尽管现实中有些知青极力表现主动),甚至连“说服动员”的对象资格都没有:领袖要说服动员的是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就像以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一样。要说初中生可能还有未成年的(把他们送到农村也有鼓吹童工制度之嫌),而“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显然都已经是有自主权利的成年人,那也是可以“说服动员”了家长就可以被“送”去的?

显然,正是这种强制动员模式与会宁的做法吻合。尽管本来会宁的强制动员对象是小县城里包括残疾文盲老太太在内的“闲散人员”,并非特别针对学生,但毛泽东看中这种动员方式却主要意在大城市里的学生。这就是本与毕业生下乡没什么关系的会宁经验被毛突兀地用作号召前者的由来。而这些学生不是别人,正是1966 至1968 年被毛“发动”起来在城里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如今城里百业凋敝,升学就业无门,习惯于造反的“小将”在为毛火中取栗后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如果不被打发掉,“后文革秩序”如何建立?在发现会宁经验前,工宣队(农村是贫宣队)进驻学校已经把学生弄得灰溜溜的,现在用会宁经验打发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各奔东西,也就实际上取缔了红卫兵组织,过些日子再找个“五一六”之类的借口,把那些失去组织依托、已成孤家寡人的造反派头头抓起来就方便了。把这一宏观过程联系起来看,就无怪乎贵州、湖南等地在宣传毛的指示时提出的口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如果去掉“无产阶级”这个意识形态装饰语,可真算是心领神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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