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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2/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二、由“行为”推断“动机”,还是由“动机”剪裁“行为”:关于动机推断的逻辑预设

几年后,毛泽东同样以这种“气贯长虹”之势发动了文革。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文革至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思想史研究:从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关于消灭社会分工、城乡差别的“五七道路”乌托邦,从“巴黎公社式民主”到培养接班人的若干“标准”。关于毛发动文革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动因,乃至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已经分析得淋漓尽致。今天如果有人说,文革就是暴君毛泽东为个人权势欲而翻云覆雨无底线弄权导致的灾难,他多半就会面临如潮的否定:不仅左派肯定会认为他“妖魔化”毛,违背了神圣的“政治正确”,右派也会认为他无视意识形态与“深层文化”的问题而只归咎个人意志,眼光实在肤浅。于是,拥毛者固然极力强调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而美好的道德理想,反毛者也有些“深刻”的人反过来对“道德理想国”表现出排斥乃至恐惧,甚至归纳出“最大的罪恶来源于最崇高的理想”的规律,号召大家都别太追求高尚,乃至提倡归于庸俗和犬儒,似乎只要人们从此变“向前看”为“向钱看”,就会永保天下太平了。

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高尚动机”?这却是一个“思想史研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思想史的实证依据充其量也只能是领袖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东西,即便他言之凿凿说这就是动机,但谁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能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其实,从张春桥文革中搞的“巴黎公社式”的“上海公社”被毛叫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连他最亲信的近臣张春桥都未必能猜对主上的心思[6],更不用说没有真正交往过毛的研究者了。真正的“动机”作为头脑中的想法从根本上是无法实证的。事实上,今天即便是对档案及第一手资料掌握最多、研究的实证性最强的当代史前沿学者,其海量的引证也只能就历史过程本身论真伪,而无法就行为“动机”论真伪。这些研究真正谈到动机时也只能从作为事实的前因后果出发,用逻辑推理来揣测事主的心路,或排除他人揣测出来的别一心路。

不过,这种揣测无论证实还是证伪,其实都依赖于某些先有的假定,因而在逻辑上很难严谨。例如,很多人反对那种毛泽东搞文革仅仅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的说法,其常用的反证法就是:以毛当时的地位,他如果只是要清除刘少奇或其他高层政敌(包括假想的政敌),完全可以使用组织手段乃至警察手段,像斯大林的党内清洗,或者像文革前搞掉高岗、彭德怀那样,而根本不必采用发动群众“造反”、把整个官僚机器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样一种奇特而冒险的方式。

这种反证有道理吗?或许有,但逻辑似乎并不严密。其实,笔者还可以用另一个“如果”来补充推理,使逻辑更严密些:假如毛泽东不是面对高层政敌,而只是要清除知识界或民间的异己势力(含假想的异己,如当年的“右派”书生或农村中的“单干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等),他也完全可以使用当年“反右”的方式,即依靠官僚机器整治“不臣”之民,而不会反过来号召民众向官僚“造反”。

确实,有了这对上和对下的两个推理,逻辑上似乎就可以说,不管领袖是要整上边还是要整下边,文革都不必要。这也就是历史上一般的暴君都没有玩过这种游戏的原因:如果毛泽东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规党内整肃;如果毛泽东要整民间,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刘少奇当初不就是这么揣测圣心的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没有必要为固位擅权而煽动群众“造反”。所以,毛居然这样做了,那显然只能是出于“理想”动机,出于他“爱民”(左派欣赏的)或“民粹”(右派反感的)立场与反官僚(或反精英)的平等主义(或反智主义)思想,等等。

但这样的双重推理就算严谨了吗?我们不妨从事实来反推一下:在那十年文革中[7],毛泽东难道仅仅是支持民众“造反”整官僚,就没有支持乃至组织过官僚整民众、支持过“老保”镇压造反?其实这类事例之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信手拈来。可叹的是,过去不少人从根据“行为”(其实只是部分行为)推断“动机”,发展到根据“动机”圈定、选择和剪裁“行为”,循环论证,倒果为因,对浩如烟海的后一类事实视而不见,活生生把文革描绘成了造反派的“十年狂欢”和似乎仅仅对当权者而言的“十年浩劫”。

其实,不要说1968 年以“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号令对造反派进行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从次年起“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矛头向下、主要是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也不要说1966 年贵族子弟残害“贱民”、红色衙内打死红色保姆的恐怖“红八月”中毛泽东公然鼓励贵族子弟“要武嘛”,仅就造反派所怨恨的那个“五十多天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言,刘少奇在毛避居江南的情况下揣摩圣意,把文革理解为又一次“反右”,派工作组到学校抓“反动学生”、大肆“镇压群众”——无论他是揣摩错了,还是圣意本来就想给他下套,那矛头向下的“反右”模式总是毛在1957 年搞得淋漓尽致的吧?难道毛那时是“官粹主义者”,1966 年却突然变成了“民粹主义者”?刘1966 年从外面派几百个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运动”是镇压群众,毛1968 年派三万人“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一切”为什么就不是?1966 年10 月毛泽东曾大骂走资派“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8],一年多以后他自己把这一手玩得更厉害。刘1966 年的“反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1957 年这样搞为什么就不是?无论把那种事褒称为“反右”还是贬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两个人做了同一类事,只是一个在1957 年做,一个在1966 年做(其实在1957 年也帮着做过,否则也不会如此揣摩),那么这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与思想或“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其实,人们不是没有谈论过那十年中毛泽东依靠官僚整百姓、整造反派的事例,只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事例有“思想史”意义。他们或者说:都怪造反派不听话,辜负了领袖的厚爱,使得领袖不能不“挥泪斩马谡”;或者说:那是因为官僚集团施加了压力,领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委屈了造反派。所以这些事实都不妨碍他们断言“思想史”上的毛泽东仍是个反官僚的“民粹主义”理想家。

但是,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毛泽东发动百姓整官僚为什么就会有“思想史”意义呢?为什么不是这些官僚不听话,辜负了领袖的厚爱?或者因为群众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领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像过去皇帝那样出台“让步政策”,委屈官僚做替罪羊?为什么这些事实就会妨碍他们断言“思想史”上的毛泽东仍是个反民众的“官粹主义”厚黑家?

现在我们再来推敲一下逻辑:如前所述,“如果毛泽东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规党内整肃;如果毛泽东要整民间,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但作为推理的预设,为什么“如果”仅限于以上两种?如果毛泽东面临第三种情况,或者是以上两种“如果”的重迭,即他既感到来自政要的威胁,也感到来自民间的威胁,那么单纯的斯大林式整肃或单纯的“反右”还管用吗?

不难证明在1962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确觉得两种威胁同时存在。一方面,在社教、四清运动中,他就多次说官僚群中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矛头向下”的狠话他也讲了很多,如“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尤其是农村更有“单干风”,“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9]。早在农民刚刚摆脱饿死威胁的1962 年,毛居然就对“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耿耿于怀,“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在党内信息渠道、包括他身边的私人渠道都告诉他农民普遍欢迎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他却明确表示“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要打击“富裕农民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10]。文革前夕的1965 年,毛心血来潮“重上井冈山”,途中对张平化等人大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却对当权派和“身边的赫鲁晓夫”未置一词。研究者把此行视为毛发动文革的“前奏”[11]。显然,这是一个“矛头向下”的前奏。

有趣的是,当1966 年末毛泽东在庆生宴上为“全面内战”而干杯、各地群众性“造反”达到高潮并导致不久后的“夺权”斗争时,各地的“造反”群众确实有大量对过去“极左”做法、尤其是三年“人祸”不满的人,特别是当时党内最早“站出来”支持“造反”、并得到中央文革肯定而名扬全国的一批地方干部,如黑龙江的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安徽的张恺帆、程明远等,这些人当初多有因“右倾”(尤其是农村问题上的“右倾”)而被整的经历,对比一下上述的“前奏”,他们本来不就是毛想通过文革来清除的人吗?中央文革怎么会支持他们“造反”呢?而他们后来很快又被打翻在地,这是因为他们“不听话”?还是当初让他们“造反”本来就是“引蛇出洞”?

总之,当毛泽东感到同时面临分别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威胁(先不讨论这些威胁客观上是否确实存在)时,他能放心依靠刘少奇这类官僚来“反右”?他能相信只用警察手段除掉刘少奇等人就可以消灭“要搞包产到户”的“群众”?⋯⋯考虑到毛的阅读史和政坛经历,不难想到他会怎么做:与其让这两方面的可疑份子将来可能联合起来咬我,不如现在设计让他们互咬。居高临下煽动和操控政要和民间互斗,一会儿鼓动民间冲击政要,一会儿支持政要镇压民间,翻云覆雨之下既从“酷吏”的手里解放了“冤民”,又从“暴民”的威胁下解脱了“怨吏”。两头的异己都被铲除,而自己在两头都可以恢复“大救星”的地位[12] ——这样的“智慧”在毛熟读的古书(尤其是他最欣赏的法家厚黑学之书)中找不到吗?没有“平等主义”思想就想不出这种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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