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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1/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一、关于“气贯长虹”的领袖讲话

这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要从文革前的一件事谈起。

1957 年11 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惊人言论,在各共产主义“兄弟党”中引起强烈反应,后来更成为中苏分裂的由头之一。根据中方后来整理的文本,毛泽东是这样说的[1]: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个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直到现在,在中国的一些“主旋律”论著里,这番话仍然得到高度评价,被赞誉为“一篇气贯长虹、洋洋洒洒的讲话”[2]。就连以敢言真相著称的当代史家沈志华,也为这番话做过辩护。他先是考证了当时苏联方面的会议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的原话是[3]:

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

沈志华据此分析说,双方发表的文本主要是后半段话(指中国可以先打仗再建设)有些区别,前半段是大致一样的。值得提到的是,他还从中国的档案中找到了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再次就这个问题的讲话,毛这次说的是[4]:

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 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 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 亿人,还有9 亿人,有9 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这里没有涉及“后半段”,但显然毛泽东主要强调的就是这前半段,而且正如沈志华指出,毛这次“说得更加透彻”——在苏联,他假设核大战会使人类死去一半,在国内,他更说是会死三分之二,但这能换来理想的实现,所以“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具体地讲,死掉一半是“最好”,死掉三分之二是“次好”,当然,如果这能够“换来帝国主义灭亡”的话。

做过上述考证后,沈志华分析道,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对这段话如此反感似乎没有道理,因为他自己也讲过类似的话: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 月14 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记者夏皮罗(Henry Shapiro)的谈话记录。其中记者问道:“您是否认为在爆发原子战争和氢战争的情况下这个世界还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赫鲁晓夫答:“当然。会有非常惨重的损失,人类将会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掉,社会将会生存下去,并且得到发展。”沈志华说,赫鲁晓夫在毛之前四天的此番讲话“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5]。

但读过这些文字后笔者很不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讲话的“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吗?如果仅就“核战不会消灭人类”这个事实判断而言,似乎两人说的确实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就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就它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价值判断而言,两人岂止不一样,而且简直是对立的。甚至就毛自己而言,同样的事实判断换一种讲法,也会有天壤之别。

证明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我们只要把毛泽东的原话改几个词,试试看同样的“道理”能否用于他自己,以及这种“道理”别人能否讲得出口:“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最好炸死了毛泽东,剩下刘少奇,次好刘少奇也死了,剩下邓小平,有邓小平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这番话事实判断完全相同,只是换了几个词,与毛的原话在逻辑上与句式上完全一样。为毛原话辩护的一切理由也完全可以拿来为这句话辩护。

但是笔者要问:在当时的中国,有谁敢这样讲吗?如果有,可以肯定他立即会被“专政机关”宣布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要说毛泽东不知道),绝不可能活得下来!如果有人当时把这样的言论评价为“气贯长虹、洋洋洒洒”,像现在他评论毛泽东的原话一样,也肯定难逃作为“反革命”被枪毙的命运。

我们还可以设想,在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疯狂的反共“疯子”胆敢公然讲出这样的话吗:“要准备对付大战,共产国家有疯子,扔原子弹。⋯⋯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 亿人,还有9 亿人,有9 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共产国家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这番话甚至只换了一个词。

但是,无论多么疯狂的反共“疯子”,哪怕面对的也是反共的听众,若是在纳粹体制下倒难说,在民主国家里他敢讲这样的话吗?可以肯定,在民主国家里即便是反共的听众听了这种话,也不会认为他只是“共产国家”的敌人,而是会认为他是人类的敌人,首先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他如果讲了这种话,肉体生命会如何不敢说,政治生命肯定就完了。在民主国家谁敢拿几千万、更不用说十八亿人命去做赌注来实现领袖的“伟大理想”?

显然,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核战争后人类究竟可不可能幸存,不在于“两个选择”(战争或和平)还是“一个选择”(只有和平),甚至也不在于核战争的责任属谁,而就在于基本的价值观:是领袖为重,九亿乃至十八亿人命都如同蝼蚁,还是亿万人命为重,领袖不能一“浪漫”起来就拿他们当“代价”去换取“理想”的实现?

因此笔者不能同意沈志华的这个判断:赫鲁晓夫对夏皮罗的谈话“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你固然可以说两人都认为核战争后还会有人幸存,但是两人谈话的“主旨”根本不在此,而在于:那些未能幸存的是什么人?对他们的不幸应持何种态度——因而在核战和维护和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何种立场?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那些未能幸存的九亿乃至十八亿蝼蚁是不包括他自己的,他自己则很有信心能够幸存并领导余下的九亿人成就“打平帝国主义”、“全世界社会主义化”的万世伟业,因此十八亿蝼蚁的死亡当然就不过是小小的“代价”,

“不见得是坏事”,甚至还是“次好”了。而赫鲁晓夫尽管也是独裁者,他的“非斯大林化”很不到位,因而也做过一些不人道的事,但是他的人道情怀和人类意识仍然不是毛泽东所能望尘的。赫鲁晓夫并非不知道,如果以倾国之力加强他的个人防护,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核大战中幸存,但是他不是毛泽东,他仍然不能对亿万人民的死亡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才能毅然妥协,

与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一起使人类免于一场核战浩劫。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对此是非常不满的,他强烈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尽管谁都知道赫鲁晓夫不仅谈不上“投降”,而且在他及其后任执政的整个1960 年代,苏联在冷战中都对美国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这一点并没有因古巴危机的小挫而改变。但攻势归攻势,赫鲁晓夫不能拿亿万人民的生命去与美国豪赌。对此,我们只能庆幸当时苏联在位的不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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